黄秉维先生逝世两周年和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都已临近，纪念这日子的最好方式是认真地学习黄先生的著作，深入地理解黄先生的学术思想，完成他未竟之业，把地理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使地理科学能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黄秉维先生的学术造诣很深及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地理界的同志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多比较了解。特别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活动，大家都比较清楚：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参加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工作和中国自然区划的工作，60年代初提出了地理学发展的三个新方向并亲自领导开展热量水分平衡研究，70年代提出并带头研究农业生产潜力，80年代以后更提出和进行坡地研究和陆地表层系统研究等等，有关这些方面的工作和他的主要论点大家比较了解，有些论文也在广泛地流传和引用着。但另有一些论文，虽然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黄秉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在地理界得到强烈的反响。《从自然地理学、土壤水分平衡谈到J.C.威尔科克斯的四篇论文》、《关于开发新疆及西北干旱区的意见》、《关于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影响的几个问题》、《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如何对待全球变暖问题》五篇论文就属于这一类。

　　《从自然地理学、土壤水分平衡谈到J.C.威尔科克斯的四篇论文》首次发表在《地理学报》1963年第4期。在引言中黄秉维先生指出，“我写本文原拟评论J.C.威尔科克斯四篇论文。为便于本刊读者，先从自然地理学、热、水平衡谈到土壤水分平衡，再引出威氏文中所提及的几个问题，而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又对它们的研究情况作一些说明。”

　　这里，黄先生明确地指出，他首先是从自然地理学和热量水分平衡谈起的。其切入点是自然地理学的对象问题。他把在地理界比较一致的认识，归纳为5点，然后就自然地理学要为广义的农业服务予以明确。这是地理界长期讨论的问题。以下的两段文字是他的原文：

　　“关于自然地理学的对象问题，在地理学家之中，议论很多，至今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如果略去在细节和措词的分歧，至少就我所看到的文献和听到的言论来说，似乎没有人反对下列一些看法：①地理环境是自然地理学的对象；②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自然现象与过程的规律；③自然地理学研究岩圈、水圈、气圈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理圈’、‘景观壳’… …(名词很多，不必一一列举)；④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研究期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⑤自然地理学研究自然综合体的发生、发展与地域分异。把这些提法加以概括和引申，可以说：自然地理学所研究的地理环境，就是岩圈、水圈、气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物质、能量交换作用所形成的物质体系，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物质体系的发生、发展与地域分异，包括它的静态和动态，包括历史过程与现代过程。既然称为地理环境，就应当把它看作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条件，并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它。”

　　“在地理环境中处于辩证互相关联的因素，都是与农、林、牧、水利等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因素，因此，自然地理学主要为广义的农业服务是完全合理的。近年以来，大家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认识更清楚了，对自然地理学主要为农业服务这一点也更明确了。广义的农业基本上是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植被来生产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发展农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而充分地利用地理环境，亦即气候、水、土地和植物资源的问题。为此而研究地理环境，在陆地上，首先应研究植被及其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所能达到的气圈与岩石圈所组成的物质体系，我们暂称之为‘作用层’”。

　　在当时，地理界就热量水分平衡研究的意义还没有被完全认识，所以黄先生花了一些篇幅阐述这一问题，他指出：

　　“有人认为热量平衡、水分平衡是地理环境中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机制。从大体说，这是对的。几乎地理环境中所有变化都与热量的差异、转化、输送有关。”

　　“在地理环境中，也很少与水分的多少、转化或输送无关的变化。… …只要我们不否定历史的、生物的以及地壳内部的等等因素的作用，不把‘决定意义’理解为‘决定一切’，不把一般的提法绝对化，可以承认热量平衡、水分平衡是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机制，是应该早一些、快一些进行研究的环节。”

　　从整篇论文看，黄先生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自然地理学的对象、内容和热量、水分平衡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等一系列当时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是一篇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论文，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读起来还很有启发。是阐明黄先生学术思想的一篇重要著作。黄先生关于地理学发展的理论、方法、方向问题的认识，与国际国内一些同行的不同在于他汲取了国内国际同行和相邻学科的精华并将其综合成了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常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而成为大家的共识。他不仅及时阅读地理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常常注意汲取气象界、生物界、生态学界、地球化学界的各种先进观点，他的有关“三个新方向”的论述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不仅吸收了当时苏联地理学界的观点，而且吸收了气象界布德科、生物界苏卡乔夫、及景观地球化学界各方面的精华，接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关于开发新疆及西北干旱区的意见》是黄秉维先生在1984年4月27日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有关同志的谈话提纲，首次发表在《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中。文章一开头黄秉维先生就指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这一方针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所涉及的地区是干旱地区，着眼在2000年左右以后。为此而进行科学研究，应当考虑远一点、深一点，将时间、地点、条件结合起来展望全局，然后逐步分解为许多有待研究的大纲细目。”然后就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高度自动化的工矿运输业；从美国、澳大利亚的若干成果来看，干旱地区生物资源蕴藏着不小潜力和风能、太阳能的利用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黄先生已开始考虑开发西部地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些同志对此还感到远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当我们把黄先生的这个提纲和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和党中央后来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定相对照来阅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黄先生的远见卓识。他把专业知识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命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当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了西部行动领导小组后，组织全国70余位专家编写的《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后再来阅读黄先生的这篇论文时感到，黄先生早我们近20年就开始工作了。

　　《关于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影响的几个问题》是黄秉维先生1988年4月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座谈会生态与环境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首次发表在《水利电力部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文件、发言汇编》上。文中提出，“从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初步论证来看，似乎较重要的是移民问题与嘉陵江上游的土壤侵蚀。”并就移民和土壤侵蚀问题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他同时明确地指出，水对气候的影响很有限，认为为了论证可行性不必再进一步研究；库区污染问题现在和将来都需要解决，但对可行性论证似乎只是次要的；陆生生物珍稀种类问题，在论证三峡工程可行性时可以略去；白暨豚等珍稀水生动物在科学上有重要价值，但不应该成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最后黄秉维先生还以世界另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阿斯旺水坝为例说明，“阿斯旺水坝有一个时期议论纷纷。我请教过埃及和美国对此曾长期做过研究、有全面深入了解的专家。他们认为：在石油危机以前，无论如何也是所得不偿所费，在那以后，怎么算也是利大害小。决策要看到20年以后。”等等。他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既原则概括，又具体明确，用他作为地理学家特有的渊博知识去洞察三峡工程中对决策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类问题。这是他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与对国家建设项目责任心的高度结合。

　　《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首次发表在《地理知识》1981年第一期上。当这篇论文刚发表的时候，在地理界的反响并不大，但在林业部门反响比较强烈。在发表《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一文之前，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在1979年和1980年，《人民日报》上先后刊登了两篇论文[3，4]，都强调森林的作用，但有一些不准确的内容，主要是在强调森林作用时有片面性，夸大了森林的作用。当时黄秉维先生考虑，这两位都是在农林业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相信他们自己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认识的，也就没有去过多考虑。但是，后来一次偶然的巧遇使他改变主意并提笔写了上述文章。一天，黄秉维先生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议后的休息时间里，恰好碰上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何康同志正在那里主持另一个会议，并要黄先生也进去听听，会上一位西南地区的水利干部诉说，他们现在开展工作很困难，因为省里有人强调，兴修水利，特别是修水库没有用，人们说，白色水库不如绿色水库好，既费钱又破坏环境，而绿色水库既省钱又有利于环境保护，所以在地方搞水利要不到经费。其它发言也有类似意见。听了这些发言后黄先生感到，夸大森林作用不是个别现象，有其普遍性的一面，而且已经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予以提醒，所以就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在我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地理刊物《地理知识》上发表。对这篇论文，一部分人持赞同态度，另一部分则表示反对，反对者中相当一部分是误认为黄秉维先生不赞成植树造林，一部分则确实对黄秉维先生关于森林的作用的论点持有不同观点。所以黄秉维先生又写了第二篇论文，题为《再谈森林的作用》，以进一步说明自己的主要观点和依据，在这以后，就没有什么文章再坚持要与黄先生“商榷”的了，不过，此后有关森林作用的著作，有不少都提到了黄先生的观点[5，6，7]。

　　当我们在20年以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为黄先生对森林作用的正确论断所折服，而且十分敬佩他那种对国家的事业负责的责任心。现在，当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全球环境变化的时候，森林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而且正确估计森林的作用，在现在和将来仍然是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黄先生的这篇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为大家所关注。当我国正在努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的时候，有关部委领导曾将黄先生20年前的论文郑重地推荐给国务院领导，就是一个明证。当时黄先生还健在，他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决心继续深入开展有关研究。此事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所长刘纪远专门从所长基金中拨款开展此项研究并请李文华院士主持，由黄先生进行指导，黄先生在后来病危时还十分关心此项研究并吩咐，要注意抓住科研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避免纠缠到部门关系中去。

　　《如何对待全球变暖问题》是黄秉维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的“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全国学术讨论会”(1990)上的发言，首次发表在《地理新论》第六卷第一期。在此以前，他还发表过两篇有关全球变化的论文，一篇是发表于1984年的《关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问题》[8]，另一篇是发表于1989年的《关于在我国开展全球变化研究问题》[9]。在发表前两篇文章时黄先生主要强调的是全球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指出我们需要关注这一问题，而这后一篇则着重在指出，二氧化碳增加中比较确定的问题，他指出，“对于这一问题，现在可以确定的，一是大气中CO2及其他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二是这些气体吸收红外射线的性能，三是地球、金星温度悬殊及地球表面温度变化与大气中CO2及CH4含量相呼应。由于温度增高不能不影响降水及其他气候因素，不能不引致海面上升，因此不敢不相信：继续增加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会影响到下世纪末以后相当长的时间。”

　　随后他提出了中国将来的情景，指出，“中国气温的特点之一是，与世界同纬各地相比，夏季偏高，而冬季偏低。这对于植物生产利较少而害较多。全球增暖本来就是冬季多于夏季，加以内陆增温多于海洋，更可能使寒潮削弱，其结果当有助于减小这一缺点。”接着，黄先生根据IPCC估计2100年全球增温3.0°C，设定中国的温度带将产生如下的变化：(1)寒温带大部分变为中温带，(2)中温带大部分变为暖温带，(3)暖温带有一半变为北亚热带，(4)北亚热带全部变为中亚热带，(5)中亚热带小部分变为南亚热带(6)南亚热带全部变为边沿热带，(7)边沿热带一部分变为中热带。这个对温度带变化的推测虽然比较粗略，但是一个战略性的预测。因此，可以根据这一推测估计农业生产，他预计，“对农业生产来说，温度增高，其直接作用是有利而无害的。中国双季稻连作原来只限于南岭以南。后来发现可以向北推广，几年之间就遍及东部中亚热带北界以南。100年逐渐适应有限的变化，不应有什么困难。或担心温度上升，病虫害将随之发展。其实气温、作物制度、病虫害、田间管理、植物保护作为一个系统同时北移，即使略有参差，也很快就能调整适应。事先绸缪，更可弭患于未形。”“年平均气温上升3.0°C，而且高纬地域及冬季增加较多，这对人类和植物生产直接影响并不大，比较值得重视的是降水变化和海面变化。”

　　根据以上的预测，黄先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要按农林牧方面和能源利用方面两部分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而就对付海平面上升和国际合作方面则只列出了标题，没有作较详细的论述。

　　黄秉维先生并不是专门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但出于他对地理环境变化的关注和敏感性，对全球变化问题从一开始就能抓住其关键，在没有把握的问题中寻求可以把握的东西。把一般人看来几乎是一团雾水的事物，经黄先生一指点，就能迎刃而解。

　　从上面提到的五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科学巨人的学术思想和战略眼光、爱国思想是那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为本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同时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五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说明了黄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作为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对周围事物的反应，这些事物有大到全球变化，小到一项工程建设的各种事件，牵涉到的知识面也非常广，黄先生具有知识渊博的特点，他博览群书，具有广泛的知识；这五篇文章涉及到的，有关于全国发展的，有关于西部问题的，特别是对西部的认识，是比许多人的认识都超前。从这五篇论文可以看出，凡涉及到了国内建设中近期的主要问题的，黄先生几乎都有论述。从这里我们可以大体看到黄先生身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方方面面。过去，由于黄先生还健在，我们总觉得可以直接向黄先生请教而疏于去认真地学习黄先生的著作和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现在，当我们已经失去了他的时候，研究黄先生，学习黄先生就成为了我们的责任和必须。愿黄先生的优秀品质能不断代代相传，黄先生的学术思想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黄秉维：1981，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p442-446

　　2、黄秉维：1982，再谈森林的作用，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p447-459

　　3、陈 重：1979，如何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农业的恶性循环，《人民日报》，1979.11.30第三版

　　4、惠中权：1980，充分发挥森林的作用，《人民日报》，1980.1.14第二版

　　5、周晓峰等，1999，《森林生态功能与经营途径》，中国林业出版社

　　6、周晓峰，1999，《中国森林与生态环境》，中国林业出版社

　　7、张佩昌 袁嘉祖等，1996，《中国林业生态环境评价、区划与建设》，中国经济出版社

　　8、黄秉维，1982，关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第2期

　　9、黄秉维，1989，关于在我国开展全球变化研究问题—在IGBP中国国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p466-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