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初(中山大学地理系)

黄秉维院士是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的第二届(1930—1934)毕业生。他生前经常回母校、系座谈和作学术报告，给本校、系的工作以许多支持和指导。可惜过去对这方面的情况缺乏专门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加之系里老领导与当事人不少已经故去，当年黄先生指导的不少生动、具体的事例，现在不易了解和查访。故匆忙间难以写出全面的报告，系统展现黄先生对中山大学地理学科建设发展的指导和所做的贡献。但与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影响有关的中山大学地理学科发展的一段历史，却一直印记在我们的脑海中。那就是1956—1960年间黄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1]之后，南方的中山大学与北方的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的变革部署[2]遥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地理教育改革，从而使中山大学的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建设发展出现喜人的新形势、新局面。个人目睹和亲身感受了这个重大的变化，并由此深刻体会到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对中山大学地理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及影响。

地理教育与研究指方向

四十多年前，黄秉维先生在《自然地理学一些主要的趋势》[1]一文中提出了对地理环境的现代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进行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一是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迁移过程的研究(地球化学景观或化学地理)；三是生物群落与其环境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研究(生物地理群落学)。今天重读该文及黄先生自己对它的解读[3]，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提一提：

(1)这是黄先生在研究国外特别是前苏联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然地理学发展新趋势后，并有感于自然地理学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而提出来的。他说：“自然界中的过程有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缺乏一定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就很难深入提高。”

(2)黄先生强调要研究过程，并且重点应放在对现代过程的研究上。

(3)物理过程的研究，突出了热水平衡问题，同时黄先生也讲了“这一方向的工作不但对研究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的科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有助于解决许多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问题，对地貌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很大作用。”他认为地貌学应“深刻地研究外营力作用”，指出这是“改变地貌学落后面貌当前最主要的方向。”

(4)应注意黄先生对三个研究方向的表述十分严谨：“这是综合研究业已发展起来的三个方向”，即他在三个方向之前都冠有一个“综合研究”的帽子。可见一切是为了综合。分别加深对地理环境中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分析，是为了“综合研究地理环境的现代过程”，最终要将它们综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在这方面，黄先生有许多名言：如“为了综合，需要分析”和“在综合指导下分析，再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等。

(5)指出地理研究必须使用新技术。他特别提到建立定位观测、设置风洞、人工河床等方法“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发展”。那时还没有遥感，他却敏锐地捕捉到遥感技术的前兆——航空相片判读，认为这是“自然地理研究的新途径”。

上述黄秉维先生提出的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及其研究内容的要点和重点，为我国的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亦为我国的地理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它不仅是提供了改革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开列了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办法。

教育改革开新篇

黄秉维先生的“三个方向论”一经传播并公开发表，就在中山大学引起巨大的反响，系领导几乎是闻风而动，立即在教学实践中按黄先生的思路开始了地理教育改革、探索和实验。一个明显的事例是，1960年上学期忽然为自然地理专业四年级的学生补上化学课(请化学系老师担任)，并开设“热水平衡”(黄润本讲师担任)和“航空相片判读”(缪鸿基副教授担任)两门讲座课。我是当年这个专业和年级的学生，那时我们很不理解：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为何现在要回过头去，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才上的课呢？我不知道那时其他高校地理系是否也这样做，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山大学地理系当时在全国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最先按黄秉维先生指出的方向进行地理教育改革的单位。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山大学的地理教育改革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4,5]。

3.1课程与教学内容的调整

中山大学地理系于1929年开办，一向以自然地理学为出色[6]。1952年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第一批在全国开办自然地理专业。当时教学内容照抄前苏联的计划，突出四大块：部门自然地理、综合自然地理、中国区域地理和世界区域地理。培养出来的学生确如黄先生所言，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很难深入进行自然环境中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研究。因此地理教育要改革必须首先从课程及其教学内容的调整改革做起。恰好1962年开始学制改为五年，此为增加课时，改革课程内容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调整体现在一减一增。即压缩减少原有专业基础课和四门区域地理课的课时和内容，如曾尝试将部分自然地理等课程改革成“一条龙”式的一门大自然地理课，去除和压缩认为以“描述”为主的区域地理课；同时增设若干自然科学基础课(如化学、生物等)和专业课或专门化课程，先后增开水热平衡概论、化学地理(包括大气化学、水化学、风化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景观地球化学等)、生物地理群落、环境与生态系统、综合自然地理(自然区域与景观学)、自然地理调查与制图和航空相片判读等多门课程。一看就知，这是按照黄秉维先生指出的方向进行的改革和探索，在此“综合研究三个方向”的培养特色已经表现十分明显并突出了化学地理。如果说，“文革”前中山大学地理系1960和1961两届自然地理专业的学生还只是感受到“三个方向论”春风吹拂的影响，那么1963、1964和1965三届学生便是沐浴在“三个方向论”的阳光中，他们自然地理学的专业根底较牢固，同时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自然科学基础也较扎实，与过去培养的学生相比，实干能力明显增强。

3.2学科逐渐向环境地理学或环境地学方向发展

“文革”后期及其之后，环境保护的问题愈来愈突出和重要。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十分重视学科为环境保护服务，而本专业化学地理的专长，有利于体现为环境服务的优势，从而较好地发挥自然地理学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的作用，以致逐渐将自然地理学与环境学结合起来，突显环境地理学或环境地学的特征。当然，在这一发展演化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同的倾向和意见，如1974年恢复招生后，即有部门(环保)和综合(环保)人才培养的争论。1976年后，明确确定为后者，于是课程设置增加了生态学方面的内容。从1976年到1993年，自然地理专业招收的412 名本科生，都是按综合的环境地学方向进行培养的。

3.3研究生培养上新台阶

中山大学是全国首批招收自然地理学研究生的单位。1961年入学的首届研究生3名，其中2人研究方向为化学地理，1人为水热平衡。以后扩大到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与遥感和综合自然地理等7个方向领域招生。其中以研究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研究生培养成绩最为显著，1980年以后这两个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亦随专业走上 环境理论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环境地学的发展道路。这一特色在我国各高校自然地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中是很突出的。

3.4科学实验、定位观测站与实验室建设

为了改变自然地理研究的落后面貌，中山大学也积极响应黄秉维先生的号召，努力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并建立定位观测站，观测研究现代地理过程。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有：(1)1961年在校内建立流水地貌实验室，进行不同条件下流水地貌发展演化过程的实验，这是国内最早进行的室内地貌模型实验。(2)60年代初建立水化学和植物地理实验室，并在高要鼎湖山和珠江三角洲(白藤)建立了定位观测实验站。至70年代末，实验设备日趋完善，主要有大气化学、水化学、土壤化学、植物与生态等较大型基础实验室，以及发射光谱、原子吸收、极谱、气象色谱、光电仪器及地理信息系统与微机室等专门设备室。这些观测站、实验室及设备，为实现地理环境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3.5科学研究结硕果

正是由于黄秉维先生的导向，60年代早、中期中山大学的自然地理科学研究出现了喜人的新局面，其特点是突出了现代过程中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创意，有新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物理过程研究方面，黄润本不仅写出《水热平衡概论》讲义，率先在自然地理专业中开设水热平衡课程，而且结合广东的实际，先后在《地理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有关水热平衡方面的论文10篇，成为地理教育界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第一人；同期沈灿燊、卢如秀的《珠江三角洲水文研究》也很引人注目；地貌研究则以河口海岸研究为主，走的是综合研究也就是将河口海岸的动力过程、沉积过程和地貌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动力地貌学的研究方向及道路。

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方面的研究成绩亦很大。在唐永銮教授、黎积祥讲师等的带领下，总结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广东省土壤鉴定，橡胶宜林地选择及河口定位站等调查观测资料，先后在《地理学报》、《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广东省鼎湖山附近的土壤》、《广东省的土壤区划》、《广东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土壤肥力特征及利用改良》、《海南岛西南部水热状况及其在红褐土形成中的作用》、《海南岛西南部生物化学地理》、《广东滨海红树林景观生物地球化学特点》、《广东主要景观类型的生物地球化学特点》、《西江三角洲河口滨海低地土壤地球化学的初步研究》和《琼西南地区生物群落生态序列》等论文。上述部分研究成果达到当时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或先进水平。

结语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和任何改革事业一样，自然地理学的教学改革也始终充满激进与稳妥、悲观与乐观、离心与向心等两种不同思想和倾向的矛盾和斗争。四十多年前，黄秉维先生提出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实际是在我国地理学界掀起了一场改革的热潮，但是这个改革是有方向、有目标、有理论和有方法的。黄先生说：“具备了一般地理训练的人员，有了一定的化学基础之后，研究自然界中的化学过程，有其独到之处，可以独树一帜。”[3]可见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地理训练”，然后才是要有“化学基础”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不是否定自我和地理本身。黄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提出三个方向，是为了更好地综合研究自然环境，是“为了综合，需要分析。”事实证明，当年黄先生的这一指导，对促进我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山大学地理学科的发展也大受其益。今天回过头来看，“文革”前的60年代中山大学地理系进行的地理教育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不幸的是，在其后的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年代，激进的、悲观的和离心的力量，有时可占上风，他们时而说要部门不要综合，时而说要脱离自然地理彻底环境化，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替前途着想”。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这样做并非一定真正有前途。这也反映出，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认识，与黄秉维先生的要求相距甚远。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这段历史，意在缅怀黄先生和他的功绩，并探讨有关经验及教训，以使本校的地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9年秋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办70周年庆典之际，黄秉维院士从北京寄来了热情洋溢的题辞，其中说到：“地理学最基本的方法是在综合指导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这一工作落在新知识积累之后便成为落伍疲卒，与之相谐并进，便左右逢源。”[5]这里黄先生再次告诉了我们地理学与世相谐并进的法宝：“在综合指导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上综合。”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决地按黄先生的这个指示精神去做去努力，我们就会“左右逢源”，地理学就不但有前途，而且前途还很光明。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地理系系主任陈俊合教授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黄秉维，1960·自然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地理学报，26(3)：149—154；科学通报，(10)：296—299

[2]郑度、杨勤业、顾钟熊，1993·黄秉维与中国地理学·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491—501

[3]黄秉维，1990·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回顾·许学强、曼弗雷德.多姆勒斯主编，中法地理学发展与地理教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59—75

[4]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编辑委员会编，1992·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纪念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创办四十周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327页

[5]中山大学地理系(司徒尚纪主编)，1999·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1929——199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487页

[6]曾昭璇，1992·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的优良传统·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纪念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创办四十周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