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远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救灾救济司)

1990年，在中国科协召开的“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全国学术讨论会”上，黄秉维先生作了“如何对待全球变暖问题——在没有把握的问题中寻求可以把握的东西” 的发言(以下简称“如何对待”一文)，对全球变暖问题做了全面、科学地论述。

记得1992年我们刚开始博士课程学习时，气候变化问题是地学、气候学研究的热点，我们把“气候变化与陆面过程”作为研究方向。但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科学难题。黄先生的“如何对待”一文给我们的论文立题，甚至科学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一方面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着把这一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趋势。甚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小组(IPCC)的报告，也简单地根据100年来全球表面气温约增高0.3至0.5度的现象，认为按照现在的趋势预计，每1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因“温室效应”增加0.3度，到2025年会提高1度。另一方面，由于对历史气候的变迁过程缺乏清楚地了解，“温室效应”的作用还难以准确地估计，有关气候模式也难以从机理上把握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规律，使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存在许多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这些情况对及早制定温室气体的政策和采取措施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黄先生在“如何对待”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气候变化研究的实质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和研究方法，以及需要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尤其是他提出的“在没有把握的问题中寻求可以把握的东西”的研究思想，不仅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避免了片面夸大“温室效应”的作用，也提出了及早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的意见。

而如何能够“在没有把握的问题中寻求可以把握的东西”，则需要有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的工作基础。黄先生分别在1984年发表的“关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问题”一文和1989年“关于在我国开展全球变化研究问题”的发言，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述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方向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黄先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判断，不仅显示其渊博的学识，也是他博览群书，广泛了解他人的成果并加以分析、判断的结果。记得黄先生第一次与我们谈话时就要求我们，在选准一个研究方向后，要踏踏实实地收集和阅读至少100篇相关文献。黄先生自己更是如此，正如大家知道的情况，他一般不轻易发言或表态，而一旦发言肯定是经过了广泛了解情况并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尤其是对每一个数据的引用，都不是简单的摘录，而都经过仔细的推算和分析。这一点，还可以从“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1981年)和“再谈森林的作用”(1982年)两文中得到深刻体会。

黄先生的科学研究思想也对研究其他复杂科学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实际上，现阶段存在的许多重大科学难题无一不是针对复杂的巨系统，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难点。如果没有科学的研究思想，不仅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还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要麽就会导致悲观的情绪。笔者从事减灾工作几年来，对如何加快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和预警等，并最后使灾害损失得到减轻的问题，有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但总体而言，目前的减灾工作依然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尽管灾害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针对灾害的诱因和孕灾环境的研究，还缺乏对灾害本身和减灾的系统研究；由于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难度，不少国家和专家甚至对一些重大灾害的研究失去信心(如日本、美国曾一度放弃了对重大地震灾害的机理和预报的研究)；在灾害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重大灾害的预报工作中，存在着片面夸大每种方法和手段的现象，缺乏跨部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这恰恰是把握重大灾害的唯一出路。黄先生提出的“在没有把握的问题中寻求可以把握的东西”，以及他60多年的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形成的系统科学研究思想，无疑对重大灾害的减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