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烈(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地球与环境科技应用研究中心)

从20世纪90年代初，经原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教授和我的导师梁溥教授的引见之后，我同黄秉维先生的联系较多，每逢去北京，一般都会到他家里聆听教诲，黄先生来广州(当时他正开展惠州坡地研究)，也经常给我信息，我也上他的住所拜访，黄先生很热情，很健谈，往往一见面就是2—3个钟头。给我的深刻印象是，黄先生言必及地理科学，他既“博”又“深”。就是说，他心携地理科学，对地理科学的发展非常关心，他的知识很渊博，对国内、外学科发展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研究得很细致、很具体、很深入。充分体现黄先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同时，他为人很谦逊、很热情，对年轻地理工作者给予很大的关心、爱护和支持。

涉及我们研究方向——区域发展研究与规划。黄先生给我的指导和鼓励是较多的。记得1993年夏天，适逢先生路过广州，我送上《南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的书稿请他提意见并作序。黄先生很乐意地接受了，时值盛夏，广州的天气很闷热，可黄先生当晚一口气就把书稿看完。第二天回北京，不过几天，就把写好的序言寄来。

《南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一书，是我们一班科技人员在继顺德、增城以后，开展南海市市域规划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专题研究成果。黄先生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予很好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鼓励的意见。

黄先生说：“钱学森教授十余年来反复指陈，中国要做好中、长期建设规划，亟待建立和发展地球表层学或地理科学，我赞同钱老的倡议”。“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与我有同感者可能不在少数”。

黄先生认为，“规划地域对象有大有小，而地理工作者立足基层，开展县及县级市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具有特殊意义”，“全国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大多数具有拟订规划的资源和权能，所牵涉到的问题，比全国及省级简单得多，由此入手较易为力”。

黄先生还说：“规划的结束是深入研究的开端，这种与当地政府领导和专业工作人员协作编制发展规划并在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开展深入研究，不断总结提高，删繁取要，实质上也就是为建立和发展地理科学而工作”。“为了建立和发展地理科学，地理工作者应积极参与，义不容辞”。

我们一班科技人员，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坚持在广东、尤其在珠江三角洲，以及越南等地，开展区域发展研究和规划，黄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地说：“一个相对稳定的集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地工作，同地方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协作，搞区域规划和地理研究，既当学生，又当先生，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不断总结提高，这是值得称道的，必将在地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取得重大的成就”。

黄先生又明确提出，“中、长期规划和地理科学的对象很复杂的系统，钱老称之为巨系统。要真正认识一个巨系统，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这是黄先生对我们的激励和要求。开展区域发展研究和区域规划，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区域系统要素的现状、特点，发生、发展规律，以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科学分析区域各系统要素的纵向和横向之间的联系，根据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在周边区域大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抓住决定该区域发展的主导要素，花力气加以重点解决，制订行之有效的发展方案和相应的措施和对策，协调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促进系统各要素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抓住区域的特殊性，围绕这个特殊性制订相应的对策，就能为区域发展提出具有决策性的好意见。越南南河省和南定市人民委员会给中国规划专家的感谢信中就说：“你们为南河省和南定市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布局提出了许多决策性的好意见”。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保证成果的质量，为区域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当地的信任，并为自己建立一个个可持续的研究基地。

多年来，我们坚持以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吸纳经济学、社会学、生态、环境学、规划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协同作战，从参与整个三角洲地区到各个市、县，甚至镇域的研究与规划，既有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既研究区域的起点发展问题，也跟踪研究同一区域的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有在国内做的，也有在国外做的，研究的内容既包括资源、环境，又包括经济、社会，既研究物质的，也研究精神的。黄先生对此非常满意，他说“专业的偏见往往是不容易克服的”，“地理工作者要通过实践，打破传统的分工，开拓地理科学的疆界”。

多年来，我们坚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又在规划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深入研究，并作为一个个成果正式出版，形成系列。黄先生说：“这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的系列成果体现综合性、多学科有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体现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规划区域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体现抓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就是生产力的中心主题。因此，这套理论和方法不仅得到国内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规划专业技术人员的广泛应用，而且被引用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把我们的一部分成果和论文翻译成越文，并作为“经验学中国”的主要内容之一，指定为他们国家领导干部和规划专业技术人员的必读文献。越南国家科技环境部、地区开发与研究中心主任阮加胜1998年7月给中山大学校长的信中说：“陈烈教授的书(指《南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对规划、研究人员和管理干部是一本十分宝贵的参考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便把它翻译出来，以供我国的干部和规划人员阅读”。

自1995年以来，应越南的邀请，我们作为“中国规划专家”的身份，多次赴越讲学和参与并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规划和研究任务，越南科学技术环境部副部长黎贵安教授在海防听取我们对红河三角洲经济区发展与规划意见以后说：“你们的知识很渊博，学术水平很高，你们的理论观点和方案最符合我们的国情”。越南建设部第一副部长阮孟检，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国家地理研究院、国家规划院、河内国家大学等领导和专家教授数十人在河内听取我们关于“南河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南定市总体规划”，以及“陈庙旅游风景名胜区规划”方案之后，用中国话在会上总结说：“我是管规划工作的，多年来，我们请了许多的外国专家来帮我们做规划，现在比较起来，你们的水平是最高的，你们的工作效率也是最高的，你们的理论、观点和规划方案最符合我们的国情”。

这些年来，我们正是遵照黄先生的教诲，努力实践，不断总结，一步一个脚印，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获得国内外专家和许多市县领导以及中外企业家的高度信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地理科学，尤其是人文地理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提高地理学的地位，为地理工作者、尤其人文地理工作者开辟了一个个新的舞台；在国外(主要是越南)也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实践和学术影响而起到了“广泛结交朋友，广泛建立关系”的效果，在恢复中越新关系，开展中越两国学术交流等方面，为两国做出了贡献。黄先生对此给予高度的肯定，他说“如全国有好些集体都努力这样做，我相信地理科学很快就会在中国奠立良好的基础”。

我们在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弘扬黄先生的治学精神，研究黄先生的学术思想之际，要遵循先生的教诲，为地理科学在中国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