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辉(《科学时报》社)

在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和北京大学学习之后，1977年2月7日，我和我的同班同学、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综合处处长的吕克解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报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在地理所工作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学习工作进步最快的时段之一，而在地貌研究室和业务处的磨练，也使我受益匪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业务基础，提高了我的管理能力。这当中，使我耳濡目染的，除了地理所各部门扎实的科研工作之外，感受最深的则是所里浓郁的创新氛围和在几代科学家中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当然，当时并没有很明确地使用“创新文化”这个名词，然而，凡是身心浸润在这个氛围中人都会感知它的存在，都会很自然地从所接触的科研人员身上体会到它的力量。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说下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使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我国的边疆基层，了解我国当时国营农场的现状和在那里常年工作的农业职工、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那么，从接触北京大学的老师开始，到来到地理所之后，在与科学家的接触中，我对身处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知识分子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逐渐形成了对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对他们的人生目标、价值取向、利益追求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当时，所里的科学家群体应该说主要是由两代人组成的，老一代以黄秉维、吴传钧、陈述彭院士等为代表，他们经历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有着深厚的知识文化底蕴。他们当中，吴传钧、赵松乔等都曾到国外留学，黄秉维、陈述彭、沈玉昌等都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等学府和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国立研究机构学习、工作多年，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为祖国服务，他们在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知识文化方面都堪称楷模。比较年轻的一代人当时正值三、四十岁，他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送苏联留学的一批业务骨干，有50年代响应祖国“向科学进军”号召走进大学校门、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业务骨干都曾承担过大量的科研工作，有些人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到国外学习、进修。然而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他们的助手这一代，都对所长黄秉维院士十分敬重，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带头人。

黄秉维先生的威望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我至今还记得所里召开大会时，大家热烈欢迎黄先生讲话的情景。1977年2月，正是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文革中受到重创的中国科学院百废待兴，素有“科学院的西伯利亚”之称的北郊园区一片萧条，院子里搭着抗震棚，“917”大楼里水管被冻坏，厕所下水不通。大家来所后常常围坐在电炉旁学报纸、听文件，并且兼做着织毛衣、唠家常、传播民间政治新闻的事情。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更真切的事实是，顶着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大多数人的科研工作从来也没有中断过。随着政治空气转暖，人们手头的业务书、外语书在逐渐增加。在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公寓里，在两家合住的局促中，在“五子”尚未登科的条件下，他们挑灯夜战，他们长期坚持野外工作，他们将自己辛勤积累的资料升华成为一篇篇例证翔实的科学论文。1978年12月，我们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踵而来的是我们党一系列拨乱反正改革措施的出台。1979年春天，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系列英明论断解除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负担，砸烂了“十年浩劫”的政治枷锁，广大知识分子中被压抑了许久的政治热情和创造力空前高涨，他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提倡无私奉献的年代。那个年代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还比较传统，渠道也比较个人化，因此，听黄先生介绍国内外科技进展就成为全所大会上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内容。

黄秉维院士不仅读书多，而且想得深，他总是强调要反复思考，要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去思考，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思辨的方法去正确地认识自然界。他讲的道理深入浅出，就连“枯枝落叶的作用”这样浅显的道理，都将得清清楚楚。记得后来有一年秋天，我看到院部对面环卫工人正在烧枯叶时，就把黄先生讲过的枯枝落叶可以变成腐殖质，成为土壤的养料，还可以保护土壤表层不受侵蚀，改变烧掉枯枝落叶的做法，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说得他们连连点头，表示回去要把这些道理转述给他们的领导。在全球变化研究中，黄先生强调全球变化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有区域差异的，在一地造成损失的自然现象在另一地发生时可能是有利因素。要正确认识自然现象，避免片面性。今天，当我们应用更先进的观测手段和科学方法去了解自然灾害的分布时，我们对它的认识无疑深化和全面了许多，也就增加了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时的主观能动性。

黄秉维先生既重视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又重视实验科学、描述手段的现代化，他总是要求广大地理工作者要面向国家的需求，他始终坚持为农业服务的区域性研究，又支持经济地理积极面向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大力扶持遥感科学、GIS等新兴学科的壮大发展。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所都和黄先生领导下的地理所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而他个人则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当今学术领域更加关注学科交叉和综合集成，而这样的思考和实践则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黄秉维院士渊博的学识，开明的学术思想，谦和的为人，平和的处事风格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各个方面。

今天，整合了地理科学和资源科学优势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已经成为我国这两大科学合纵联横的研究重地，在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展现出雄健的科研强势，我们大多数从这里调出的人们都怀着儿女出门恋恋不舍的心情关注着它的发展，希望后来的年轻人能牢记传统，保持和发扬黄秉维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使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得以拓展壮大，为国家创新体系做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