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过后，很多媒体报道了紧邻北川的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的事迹。由于从2005年开始，他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使得在地震发生后，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仅用了1分36秒全部疏散、撤离，无一伤亡。

与唐山地震不同，汶川地震发生在白天，这本是一个有利于受灾人员作出反应、逃生、撤离的时间段。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人们早先的“乐观”大相径庭。

面对“最牛的校长”叶志平创造的“大奇迹”，面对大多数从倒塌建筑物中成功逃生者寥寥的惨状，一些科普工作者痛心地反思着科普的“失职”。地震后不久，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曾国屏情绪激动地给一位同行发短信说：“在这样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们没有天天讲防震，是一种犯罪。”

“一种犯罪”的说法，或许如曾国屏自己说的“是一时冲动的过激之辞”。然而，当汶川地震进入反思阶段时，地震科普的长期“缺席”以及“缺席”背后的深层顾虑，又被拿到了桌面上。

地震科普活动被地震系统内部人士称为“两难”：如果搞科普，担心引起社会情绪波动；如果不搞科普，在中国这样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是很危险，同时也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地震科普就是在这种两难境地中艰难地开展的。”中国地震局办公室主任李强华说。

一些媒体也表示，多少年来，地震科普成了一个禁区，报纸一开展地震科普，或者登个地震知识竞赛试题，就有很多读者询问：“是不是要地震啦？”

“大自然并不总是像我们平常歌颂的那样，是一位母亲，”曾国屏说，“她也有着相当暴虐的一面。”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她制约着人类并常给人带来灾害的一面，往往被我们忽视。人们在灾难面前总是显得防范不足”。

在汶川地震后，一位美国危机管理方面的专家曾撰文说，去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原副部长曾在一次会议上询问到场者的300位官员：“有谁家中制定了家庭应急计划？”偌大的会场，举手的只有寥寥9人。因此在汶川地震后，文章作者忧虑地说：“当紧急情况来临时，我们准备好了吗？”

“科学技术的社会性扩散导致了一个人工的‘社会自然’，简单地说，社会自然就是我们居住着的城市、村镇、房屋。”曾国屏说，它同时受到自然的和人工两个方面的制约，因此，“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学会积极地应对、预防、规避风险，是自然辩证法对人类提出的要求。

在灾区的一间教室里，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只有3名学生及时地作出了正确的反应——迅速跑到墙边躲避，整间教室，只有这3名学生幸存了下来。更可悲的是，甚至有一名妇女在感觉到地震时，先只身跑到楼下查看情况，然后才转身回家去抱自己的孩子。

白岩松曾经说过，哪怕只用一页纸，可以教会灾区群众的很多基本知识。曾国屏说，如果在地震灾区我们能早有这一页纸的防震科普教育，可以挽救的生命也许会很多。如果叶志平没能募集来16万元修整校舍，校舍可能也会倒下，在此前他和他的学生们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但有了每学期的防震演习，在这10秒中可以挽救的生命也是相当可观的。

“科普应当因地制宜，在地震多发区讲地震，在台风、洪水灾害区讲台风、洪水。”“而现在我们一说科普，似乎就是不分地点、不分人群，‘曲高和寡’地讲九大行星、基因技术。这些不是不该讲，但不是最先要讲的。”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在目前地震“难以预测”的局面下，也只对地震预报提出了提前10秒钟预警的更现实的要求。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了经常性的防震教育和演习，有了在墙边安放逃生绳索等措施，短短的10秒，可以使很多人得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