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环境 生命无从谈起

戎嘉余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从事的地层古生物学主要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因此我对环境问题也就格外关注。任何时期，环境好了生物必然繁盛，环境差了生物多样性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每次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大灭绝，必然是因为环境恶化造成的，从没有例外。虽然这种灭绝是大气候、长历程的一种过程，但将古论今，对于我们现在也很有借鉴意义。我们这个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不容乐观，很多生物已经灭绝或是濒临灭绝，既有其自身进化的规律，更是因为环境恶化引起的。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得非常好，也非常实在，其中有两个数字令我非常关注。一是我国去年GDP的增长率为10.8%，这种发展速度很快，而太快必然带来一些弊病，例如在环保方面就容易出现问题。任何事情都应适度，今年提出的8%的增长率我觉得非常好。现在中央提出经济增长不是又快又好，而是又好又快，这就是思维的转变，我表示完全拥护。另外还有一组数据，就是我国2006年节能降耗4%的目标和主要污染物降低2%的目标没有完成，这既说明政府如实地告诉我们实情，同时也反映出其中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2004年底我与方宗杰先生曾出版了学术专著——《生物大灭绝与复苏——来自华南古生代和三叠纪的证据(上、下)》，通过研究华南的大量资料表明，4亿年前到2亿多年前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3次全球性生物大灭绝，在我们国家也有同步的反映。这些情况都证明环境是生命必然依赖的内容，离开环境，生命无从谈起。我想现在有些生物灭绝的速率已经超过了某些地质历史时期，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国的海洋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有的污染一两百年都恢复不了。有研究显示，渤海所受到的严重污染，即使今后不再加剧，也需要200年时间才能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而我们目前并没有能力偿还这种污染的后果。现在有些地方对此还保持乐观，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应该站在人类进化、人类责任的角度看待环保，要真正对世界负起责任来，不能只看眼前，而要顾及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现在中央对环保工作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地方执行却很差，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只顾及政绩与利益，而不考虑百姓的健康。例如河南某条河流因遭受污染迫使当地人民打井取水，但深至50米仍然无法饮用，很多百姓因此患上疾病，而面对他们那些无助无奈的眼神，不知当地政府作何感想？我们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幸福，应当首先关注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如何把中央好的政策落实到地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麻晓东)

从《野性亚马逊》等获奖谈科普图书创作

王渝生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科协副主席

继去年有7种科普图书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今年又有4种科普图书、2种音像制品入选。中国科技馆张承光研究员发明制作的《书本科技馆》是一种有独创性的特殊科普图书。翻开这本书的每一页，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知识点，如勾股定理、正态分布、光导纤维、纳米技术……不仅通过文字和漫画进行了通俗、趣味的介绍，还全部一一对应地采用了实物操作和展示的手段。这种独树一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全方位的科普知识传播手段真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科学院张树义研究员将科学考察同科普创作有机结合，满怀激情地写出了《野性亚马逊——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一书。这本书记录了很多作者在亚马逊求实求真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长达19个月的科考生活造就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它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读者热爱科学和保护自然的热情。

张承光、张树义两位年轻的教授，张扬科学理性，传承科学之光，树立科学道义，创科普手法之新，领时代风气之先。

日前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指出：“当代科学技术渗透并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对科学寄予更大期望时，也就意味着科学家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科学家从事着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而科技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普及到亿万公众中去，使广大公众充分地公平地享受科技创新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所以，科学家要以科学普及，特别是科学文化传播为己任，像科技创新一样，把科普当做一种崇高的事业来追求，把科普当做一种艰深的学问来研究，创新科普理念和方法，拓展科普的广度和深度。科普不是“小儿科”，科普创作是千秋大业，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我们期待着第一流的科学家在科技创新的同时搞科普创作，我们更期待着第一流的科学家以科普创作为主业、搞科普创新。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次参加政协联组讨论会时强调指出：“创新型国家应该是科学精神蔚然成风的国家。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大力加强科普工作，使全社会真正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可见，科普创作要有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更要有科学精神的广泛弘扬，这就需要站在科学文化的高度，把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结合起来，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也期待着文学家、专业作家加盟科普创作队伍。

据统计，2006年的报纸和期刊总印数分别达到416亿份和30亿册，比上年增加3.0%和9.1%；但图书总印数62亿册(张)，比上年减少4.1%，这其中也当然包括科普图书在内。而公共图书馆2767个，只比上年增加微不足道的0.2%，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加科普图书的数量，提高科普创作的质量，任重而道远。科学家和科普作家都应在新的一年作出不懈努力。

繁荣科普创作，一要靠培育高水平的专兼职的作者队伍，二要靠选题、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科普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获取还要靠市场化的营销策划。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庄子》“心得”，通过电视传媒、签名售书等运作，印数高达数10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而我们有些科普图书印数仅有几千册甚至几百册，这如何“普”得起来？如果张承光、张树义两位教授，带上《书本科技馆》和《野性亚马逊》，单就是到几所大一点的中小学的操场上向全校师生作科普报告并签名售书，恐怕至少也能销售成千甚至上万册吧!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李芸)

繁荣科技图书出版推进文化建设

汪继祥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近年来，科学出版社保持着“三高”(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和“三严”(严肃、严密、严格的编辑原则)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传播科学、普及科学、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出版方针指导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出版社”，为科研成果的归纳整理、传播转移、普及提高做好出版工作。同时，近几年通过改革发展，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良出版资源，进一步向国际专业出版的模式转化，形成了以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为主要出版领域的战略架构与规模。

作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多地考虑到出版资源数据化的进程，正积极推进集团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完成“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建设，即建立集团科技内容资源平台，以适应数字化出版和内容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将集团建设成为中国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的引进中心，继而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上知名品牌的综合性的传媒集团，成为以S、T、M、E为主要出版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科技出版集团，为促进中国科技走向国际作出贡献。

目前，这几大板块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模。在科学、技术方面，通过品牌和服务，主要是把国内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这部分出版资源聚集到科学出版社。在医学专著、大众健康、医学教材方面作些业务上的拓展。同时，也发展研究生、本科生教材，为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而提供专业教材。

科技类图书出版属于专业出版，它在整个出版份额里面并不是很大，总而言之，品牌认知度比较高，专业分工比较细，出版门槛比较高，市场运作方式还有相应的特点。因为它的专业分工较细致，读者对品牌的认知度比较高，产品并不是完全要市场交换，很多都是为科研工作的传播、整理进行服务，同时要将其作为科研单位或者大专院校馆藏、教学的资料。

这次两会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文化、网络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作为新闻出版工作者，关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应该正确把握出版导向，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弘扬主旋律，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作为专业出版社，具体地来讲，把国家战略的需求、科技最新发展的状况以及能够用国际交流等这样的题材抓紧，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更多的成果能够得到交流传播，推进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通过“走出去”工程将国内优秀的成果推向国际，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在国内、国际都能得到传播，也使国外看到中国科技发展的面貌。

构建和谐社会特别要重视网络文化的建设。现在，传播手段从纸介质向数字化转化，整个出版界的任务就是把我国优秀的作品和资源尽快地数字化，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得到更多的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或者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杨新美)

政府应该推动全民阅读运动

席殊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这种阅读危机这两年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而且包括政府，各方面都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并没有止住下降的趋势。站在国家利益、全民素质的角度，我觉得这种现象很让人后怕。一个人如果不阅读就很难变得深刻。阅读率下降的同时，网络阅读率却持续上升。网络阅读虽然说是一种阅读方式的改变，但是它只是一种浅阅读，而且是一种资讯性的、搜索性的、分散性的阅读，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阅读效果对大家思维的形成、理念的建立，功效是要打折扣的，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利的。

这次调查中，很多人表明自己没有时间阅读。没有时间读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事实上，再没有时间的人，一天拿出1个半小时来阅读，也不是做不到的。关键是现在大家慢慢地对阅读的兴趣下降了，最后形成一种阅读障碍的恶性循环。

全民阅读率下降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没有培养阅读的习惯，这跟欧美的一些国家差距是很大的。从文化的角度讲，就是先天不足。我们过去阅读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是求知，一个是娱乐。那么现在，求知有学校教育、各种培训，从知识的角度可以有很多方式获取；而娱乐现在不需要通过文字来获得了。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讲，这可能跟人们的心理比较愿意接受一些轻松的、不动脑筋的方式也有关系。确实，看文字图书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从生理上讲，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文字的形状、文字的概念形成一个形象，还有一个抽象的过程，但是恰恰是这个过程训练了你的思维、形成了你的思想。

人不可能天生喜欢阅读，这需要培养。一个人的阅读习惯是在儿时养成的。如果我们没有阅读的教育，特别是没有从儿童开始培育他们，阅读这种方式可能会丢失掉。在欧美，推动阅读传统主要从儿童入手，他们的民间社团会组织亲子阅读等阅读活动，此外，以总统为首来作阅读示范，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推动阅读。但是，我们没有重视这些事情，从幼儿园到小学，只是给儿童知识，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没有阅读的概念，没有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但阅读率反而下降。我认为，这还是因为我们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市场还不成熟。无论是从出版还是流通的领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市场化和竞争，读者和出版商之间的渠道还没有完全畅通。一方面我们看见书太多了，感觉出版过剩；另一方面，读者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么是没有出版他需要的图书，要么是出版了这样的书但读者不知道。不光是发行渠道不畅通，信息渠道也不畅通。这个行业对读者的服务意识也不够，所以出版的图书就得不到充分的销售，就只好靠新的品种来试探市场的反应，所以图书的生命周期就越来越短。我们图书出版品种太多了，但到达读者的比例比较低，这反而造成了一种资源浪费。当然，我国图书出版的质量和装帧等等最近几年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出版上是很繁荣，但可能在流通领域没做好。比如书店是有图书推荐功能的，但很多书店在图书陈列方面没有这个意识，而且我国的图书俱乐部也比较少。

在去年的政协会议上，我提出希望能让2007年成为全民阅读年，得到了文化部和有关部门的回复，他们说2006到2007年已经做了很多推动工作，而且以后每年都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今年，我建议，一方面要成立一些民间的阅读组织，依靠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全民阅读运动。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上升到政府的行为，不能只是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事情，需要国家来推动全民阅读运动。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钟华)

从中美学术期刊差异中找动力

范天佑 全国政协委员 美国《应用力学评论》副主编、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美国的学术期刊与国内的学术期刊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国外学术期刊更尊重审稿人的意见，而审稿人都是由学术期刊社聘请的。稿子是否刊登，完全取决于审稿人的意见，这样避免了一些关系稿。只要审稿人认为这篇文章有问题，不能接受，稿件就不能刊登，即使其他人有不同看法，但因为他不是审稿人，所以他的意见就不会被采纳，一切由审稿人说了算，即使是错的，也照办。而国内学术期刊的关系稿可能比国外更严重些。但我们也在走向正规，基本也是尊重审稿人的意见。国内学术期刊有两个审稿人，只要有一个审稿人不同意，稿子就不能刊登，这大概也是向外国学习的结果。而且我们的审稿人都是匿名的，审好的稿子交给编辑部，编辑部内又有一个人最终确定是否刊登。即便两个审稿人都同意了，如果他不同意，稿子还是不能发，这个人并不是编辑部里的人，但他有权。当然这样也有缺陷，由于有权的人对作者的好恶，就可以越过审稿人，决定稿子的命运。

中国专家的论文，想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刊登，美国的学术期刊一般比较苛刻，美国对中国或者第三世界作者的稿子有歧视，比如我推荐的中国专家的稿子，除了要一个中国人审查之外，必须要一个非中国人审查，而美国编辑推荐的美国专家的稿子，就不需要，这是不公正的。中国作者的论文由中国专家审一般都是肯定的，但必须找一个外国专家来审，很难找到，外国专家一般不愿意审非本国作者的论文，即使找到了他们也会拖很长时间，但也有比较公正的。

虽然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但我们必须面对并接受。这说明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盛，我们的科研水平在国际上还不够高。因此，我们必须纠正不良风气，逐步走上正规，加强科学、民主、法制建设，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做杂志做期刊的，要强调正气、强调民族精神，做人的根本就是要有正气，要有一种光荣感，不要盲目地盲从西方。

只有加强国力，提高经济实力，才能不让别人小看。我们现在是科技大国，但要成为科技强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