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要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年均节能率4.4%，“十一五”期间要实现节能5.6亿吨标准煤。

2006年是我国政府将节能降耗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的第一年，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预期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关节能减排的话题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

“节能20%是个约束性指标，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落实。我们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而对经济增长支撑的基本动力就是能源。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还是以煤和火力发电为主。相对来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十一五’提出的节能降耗目标表明，政府对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明确了责任，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政府的承诺，凸显了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

从三个“新”做起

节能目标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健康增长、改善环境和减缓气候变化、保障能源持续供应的有效措施之一。更重要的是，节能目标的完成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道路上来。

王如松认为，节能降耗需要从三个“新”做起，即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观念更新，就是从领导到群众都要有紧迫的节能意识和能源紧缺感。

很多人认为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钱就可以享受服务；认为发展经济既然是硬道理，那么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后环境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地球上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用一点少一点，而且边用边污染环境。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可恢复的，也有不可恢复的。

“一个有生态良知的决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应尽量高效、减量地利用化石能源，尽可能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节能意识的宣传和节能知识的普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和广泛宣传。”王如松说。

他指出，体制革新就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条块分割的能源—经济—环境管理体制，完善节能降耗的法规条例和监管机制，积极推行规划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绩考核中引入绩效问责制，对干部的环境绩效要累积考量，而对其决策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追究行政、经济甚至法律责任。而技术创新就是要开发和引进各种节能技术、能源的清洁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以及节能规划、管理的软技术。

“节能降耗20%在‘十一五’期间是硬性指标，现在看，实现起来虽然有一定难度，但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相对来说，污染物总量减少10%比较困难，但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我国能源当前还是以化石能源特别是以煤炭为主，从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这三个方面来看，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目前还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将来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可更新能源比例的提高，今后这两项指标未必会成正比。”王如松对记者说。

王如松认为，我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国，在外交上环境压力很大，而且还会越来越大。而化石能源的燃烧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主要途径，节能降耗的实施，将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我们就算只完成10%或者15%的节能指标，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节能降耗是贯穿整个用能产品的生产、运输、消费、废弃的生命周期全程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技术、体制、行为多方面的社会行动来规划、建设和管理。

电力行业和建筑业是节能重头

“我国目前还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重化工业、制造业仍然是拉动经济的龙头，这也导致了我国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资源的大量消耗、能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区域生态系统的耗竭和过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目前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仅居美国之后，排在全球第二，如果不节能降耗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我们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王如松对记者说。

他表示，以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看，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仍是实现万元GDP能耗降低的主要领域。

王如松认为，节能降耗的重点行业首先是高耗能的电力行业。我国目前以火力发电为主，即直接将煤炭通过燃烧转化为电能。政府工作的重点已经明确要抓大中型电厂的燃煤脱硫，鼓励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燃煤利用率；而小型电厂则要求关闭停产或转产。“大小一起抓才能使耗煤的指标降下来。”

其次是建筑能耗，目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以上，95%以上的建筑能耗超标。物耗水平与发达国家比，钢材消耗高出10%至25%，每拌和1立方米混凝土要多消耗水泥80公斤，卫生洁具的耗水量高出30%以上，而污水回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5%。面对严峻的挑战，加快建筑节能、提速生态建筑步伐已成当务之急。

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城也指出，“十五”期间我国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增加了将近30%，达到人均26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大约20%，达到人均30平方米。他说：“现在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25%左右，是个高耗能领域。而且，既有建筑90%以上仍然是高耗能建筑。”

“我国很多建筑的密封性很差，建筑结构不合理，建材不合格，与发达国家相比，墙体的隔热和保温性能也有较大差距，总体能耗大。仅从建筑节能的角度看，我国建筑节能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参照欧洲的建筑标准，我国的建筑节能还应该有60%~70%的空间。”王如松说。

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去年12月，我参加了全国人大的一个调查组，到深圳考察节能问题。当时，深圳市已出台建筑节能的具体规定，要求新建成12层以下的建筑必须为用户安装太阳能光热利用设施，未安装的不予验收，而12层以上的建筑也建议尽量安装太阳能设备。深圳经验很值得各地学习。”王如松说。

21世纪被称为可再生能源的世纪，预计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新型发电技术将有重大突破，其工业应用规模将有大幅度提高。专家估计，到下世纪中叶，如果实施强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可占世界电力市场的3/5、燃料市场的2/5。有预测显示，泛微水力能蓄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特别是光伏发电(PV)、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燃料电池(Fuel Cell)发电技术，最有希望成为大规模应用的新型发电方式。

王如松说，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有8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迄今尚有几千万人没有电力供应，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为这些地区提供照明、电视、水泵等动力能源，可促进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使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为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王如松认为，首先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和各级领导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以及氢能等能源的认识，加大研究与开发的力度。此外，还要因地制宜地开发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建设。这里最重要的是建立科学的规划方法和管理机制。

“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尚属高投入低产出的阶段。比如，我国在光热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利用规模尚可，但经济可行性的瓶颈还有待突破。”王如松说：“在我国一些地区风能资源相对还比较丰富，可以积极开发；沼气在农村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服务和管理还跟不上的问题，需要管理体制的改进、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技术培训的加强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

“总体来说，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还是巨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去开发。”王如松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