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高、水平差、职业道德感不强，中国科技界应将诚信建设作为重中之重。”3月6日，北京华润饭店，田中群、黄尚廉、吉永华、钱七虎等科技界政协委员济济一堂，联系科技界实际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科技界诚信缺乏，何聚民心？

“现在科技界的社会评价不高，或者说形象不佳，这是为什么？急功近利的科技界与浮躁的社会，到底谁影响了谁？中国科技界的某些人，几乎要成为'中国足球’第二——只认钱，水平不见长，不遵循游戏规则。”小组讨论中，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田中群委员的发言赢得了其他委员的赞同。

“现在的诚信缺失，关键是某些官员、知识精英等强势群体口头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比做的好，公信度不高。孔子说：强国必须足食、足兵、民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括诚实与信用。诚信缺乏，何聚民心？何谓公平？何来和谐？”

“目前，科学队伍里最需要改进的问题是诚信问题，我认为，追求名利要合法合理，不要追求虚名假名。更何况，真正推动科技进展的科学家一定是淡泊名利的，一定是有责任感的，否则很难做出有价值的成果。科研队伍，特别是领导和精英，应从自身做起，踏踏实实做事，回归求真求实的科学规律。”

田中群说：“我的建议有三：科研项目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必须强化对虚报成果进行惩罚的制度，必须建立对评价失真追究责任的制度。”

准学者、真官员、半商家拖压中国科研竞争力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有些篇幅涉及到环境污染，在反思国民经济单纯追求GDP的同时，科技界是不是也该反思过度追求在Nature、Science和Cell上发表文章的做法？这种评价体制的后果是科技界集体'失聪’，中国科技赢得了战役，输掉了战局。”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永华委员呼吁科技界反思并改进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

“现在文化丢失，价值观扭曲；学术净土的根基在动摇；科技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知识分子在抱怨：每走一步，付出的代价太高。在经济与文化结构步入多元化的新时代，一些或许适用于商场运作的哄炒概念、沽名钓誉、买空卖空、投机取巧手段被移植到科教领域，对我国科教事业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与制约。

“学风浮躁是学界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的腐败表现形式，与理智、沉稳、严谨、求实的健康学风格格不入，任其蔓延，祸国殃民。一年前，各界对韩国黄禹锡造假一案的斥责声未落，上海交大'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再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全国范围内又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汉芯一号’事件尚未浮出水面？难怪不少科研工作者身陷迷惑与无奈，一方面对身边屡屡发生的吹牛拔高、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篡改数据、盗用他人成果、颠倒论文作者名次等丑恶现象敢怒不敢言，甚至见怪不怪；另一方面，迟迟不见主管部门的有效措施出台，有些部门即便偶尔发话，也大多隔靴搔痒、文过饰非。”

“学风浮躁、学术腐败对我国科教事业的渗透后果不可小视。如当日本连续两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日本文部省的官员谨慎地对媒体宣布：日本将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希望在未来的50年内再产生20位左右日本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反观我国的反应，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夸下海口：未来的20～30年之内，中国将有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我国拥有一支优秀的院士群体队伍。或许这位官员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劲，但反而给学风浮躁注入了兴奋剂。再比如，现在不少考分优秀的学生被推荐到国外权威实验室进修后，好高骛远，一味地追求一鸣惊人，企图瞬间变成一夜成名的'超女’，却不甘于脚踏实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厌恶。如此近似'股票玩家’的狂躁现状，令人质疑深思：解决学术浮躁的症结似乎不在于如何审视当下我国学术界浮躁之风的严重程度，而是学界尤其是被标榜为领军人物的群体要以身作则、洁身自好、严肃规矩、旗帜鲜明地维护正气，敢于揭露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严格行政执法，绝不能姑息养奸，更不应似是而非甚至推波助澜。”

吉永华委员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落实了'认真’二字，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给人才戴“金帽子”难以培养出“陈景润”

“现在，一些功利主义的人才政策喜欢给人才戴'金帽子’，什么级别的人才享受什么待遇，用名利引诱人才的成长，长此以往，恐怕难以培养出更多的'陈景润’，同时难以杜绝'黄禹锡’。”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委员指出，现在的人才工程等同于名利引诱，功利主义的环境不利于科研人才的成长。

吉永华委员非常质疑一些科技评奖的严肃性：“我曾参加一个省的大奖评奖。一位科研人员去年刚拿了大奖，今年又报奖，而且都是第一完成人。按照科学规律来说不太可能。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择手段报奖的现象？因为奖励的刺激太大了，而奖励就等同于名和利。”

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委员也认为，人才都是自然涌现的，不能拔苗助长。“现在，好多单位都将成果和荣誉往一个人头上堆，有点'行政手段’，这恐怕难以激活人才的成长。”

重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也指出，不能把“人才”作为“工程”来培养。“人才工程强调外在条件是人才成长的主导因素，认为只要有了大楼、有了仪器设备、有了项目经费，人才就会自然地成长起来。人才成长是科学而不是工程，因为真正的人才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在长期的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畏艰险、矢志求索、锲而不舍、勇攀高峰，在长期系统深入和创造性的研究中成长起来的。那种用工程的方法，人为地去遴选、人为地去包装培养出来的人才头衔都没有用。我国老一代的政治家，哪一个不是从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代的军事家，哪一个不是在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哪一个不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业，才取得'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等丰功伟绩的。”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启动了诸多“人才工程”，如院士工程、长江特聘教授工程、新世纪人才工程、杰出青年基金人才工程、创新团队建设工程等。

黄尚廉说，其一要警惕把人才工程蜕变成为“包装人才工程”。“现在年年都要对学校进行排队，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全国优秀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这些数目对学校排队的权重很大。为了竞争这些人才，某些单位竟采取'人才包装’的办法，把成果、论文、专利、项目、经费等人才评价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指标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进行包装。这从近年来院士遴选材料中，以及各种人才评选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有一年院士增选，某学部收到一份这样的申请材料，申请人才42岁，几乎每年都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每一两年就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排名都是前20位，这可能吗？这些像假药假酒一样的假人才，我们不能再轻视其泛滥了。”

“其二要警惕把人才工程搞成'折腾人才工程’。频繁的考核评估，把基层单位的领导、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翻来覆去地折腾。去年，我们学院一共接受了10次评估，单某部委下属的司局委办就对我们进行了5次，而评估的内容与指标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主办方变了，表格格式变了，评估专家变了，评估结论变了。一个学院竟有这么多次评估，不难想象全国所有高校每年要接受多少次评估？!”

“其三是违反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过多施肥，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幼苗，却被淹死了。目前的人才工程都限制了年龄，如长江特聘教授及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都要45岁以下，为了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某些单位对35岁以下、比较优秀的人才提前晋升教授，给予充分支持。的确有一部分青年很争气，但也有不少青年不堪重负而被压垮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四是人才考核与遴选过分注重绩效。以绩效为主的考核遴选办法对于管理者来说简单易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绩效主义的负面影响是功利主义。不少人急功近利，一切为完成考核指标而工作，以晋级职称、升官发财为奋斗目标，那种为科学发现、为创造发明、为教好学生而努力的激情消失了。做人做事浮躁虚假，那种实事求是、诚信治学的科学作风与科学道德消失了。”

黄尚廉坚持认为，肩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代青年，需要“静以研修，行以至诚，科学之真谛在于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