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张集镇的一位农民想买一本关于柑橘种植的书，跑遍了全镇的书店都买不到，书店即使有类似的书也是许多年前出版的旧本；这位农民想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一些新技术，却苦于找不到门路。

这是来自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在调研过程中遇到的一件实事。系列调研使周家贵得出结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和载体布局的不合理，造成了农业科技资源利用与发展现代农业需求之间的矛盾。

农村科技问题是每年两会上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2006年，民建中央曾提交过题为《关于改革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提案，科学技术界政协委员陈清泉也曾提交过题为《关于加快科技特派员工程发展》的提案。

周家贵说，当前我国农民依靠种养增收越来越少，从湖北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增收主要来源仍为劳务打工经济，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80.4%。“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科技服务的滞后性。”

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在评价我国传统的农技推广体系时曾指出，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农业技术供求脱节、农村科技推广资源分散、农技推广渠道不畅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

“根据需求，农业科研力量应集中扎根在农村，但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机构都集中在大城市，这使迫切需要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民难以得到实用的农业技术。”周家贵说，我国的农业科研实力非常庞大，目前全国各类农业科研机构1398家，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在基层农村却很少或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科研机构丰富的农业知识、先进的农业成果和技术，不能与当前的农业生产相结合或者指导当前的农业生产。

周家贵在调研中发现，涉及到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与推广的机构，越往基层规模越小，使农业科研和成果转化与农村基层科技推广工作出现了严重脱节。“很多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农业新技术不能及时推广到农村和农民手中，以指导农民的种养殖。”

而一位河南代表在实地走访调查后也指出，目前许多乡镇农、林、牧三站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三站人散、网破、组织基本瘫痪，自主权已丧失殆尽；许多站房被变卖，固定资产严重流失；部分清退人员被一脚踢出，后顾之忧无人管。这些现象严重伤害了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不利于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应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周家贵建议说，国家应出台政策，建立跨区域性的农技推广服务站，使农民得到较好农技服务。同时，要稳定长期服务“三农”的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做到农技人员编制不减、事业经费不减、财政拨款渠道不变。

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我国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科技进村入户。

在这方面，北京市的做法值得借鉴。据了解，北京市科委自启动“让科技成为带动区县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发动机”的“涌泉行动”以来，经过几年“育新人、接新线、织新网”的实践，以农村科技协调员为科技服务骨干，以市场化、信息化、乡土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对京郊农村发展开始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与传统农技推广体系相比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单纯的农业技术推广向全面的农村科技服务转变；由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广向双向互动的科技服务转变；由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技推广体系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技服务体系转变。”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介绍说。

马林表示，新的首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科技推广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发展和培养来自农民、植根农民、服务农民的农村科技人才队伍，是科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来自农民队伍的农村科技协调员，他们有强大的科技资源做后盾，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大的威力和更广阔的天地。

据悉，今后，北京将继续坚持以农民为本，大力培育出身于农民、服务于农民的农村科技协调员队伍，实现人的现代化、培育新型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