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5日，上海，气温38摄氏度。

早上8点40分，当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张永莲院士的办公室时，比约定时间晚了10分钟。这一天，是该研究所开始放高温假的第一天，69岁的张永莲院士却已早早坐在她的办公桌前。“我从来不迟到，不过我不会要求别人也这样。是接你的人去晚了吧？!”还未等我坐定开口，张院士便替我想好了理由，让我第一次见识到她直率的性格。

记者：您被人更多地提起是2001年那篇关于在大鼠的附睾中发现可能与男性生育有关的新基因论文在《科学》杂志发表后，在此之前您一直在从事基因表达调节控制研究，很多人不明白您怎么又转向做附睾的研究了？

张永莲：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转向做附睾功能研究的。搞生命科学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课题能对国计民生起到一些好的作用，我也一样。那时候我对附睾这方面基本上属于一窍不通，但通过文献我了解到，如果能在附睾中找到影响精子发育的开关，并且掌握它，那么男性避孕药也就找到突破口了。

记者：当时国际上没有类似的研究吗？

张永莲：有，但非常冷门，尤其从分子水平做的工作更少，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赶超”切入口。

记者：结果你们在雄性大鼠附睾中找到了那个“基因开关”，但当时您说，这项成果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离真正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永莲：这项研究到现在都没有完，一直在做。我们想把附睾的功能基因组特异表达出来，这些结果对于男性生殖的控制、避孕和不育都会有所贡献。现在女用的避孕药全都是国外发明的，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应该有这方面原创性的成果，不能老是这么被动。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们。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的科研工作，您对科研怎样理解？

张永莲：科研就是要做第一，因为做第二的话，那只是重复已经被发现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而已。此外，科研中有大事有小事，我觉得要做就要做最重要的，要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项目，找到最该攀登的那座山峰，而且要第一个到达山顶，为人类造福，也为国争光。

记者：在国外的那段经历对您的一生改变很大吧？

张永莲：改变非常大。我在英国学习时，实验室主任非常坦率地对我说，我实验工作完成得非常好，但有个致命缺点，就是缺乏竞争观念。这对于一个学科带头人是极其重要的。这点给我印象非常深，因此回国后我在选题上开始了非常大的转变，努力选一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课题，力争做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记者：2001年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听说当时有记者在采访您时，您说您这是高攀了？

张永莲：平时我在申报国家奖时也总是觉得，一等奖是多么神圣啊，自己哪能拿？!院士就更是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当上院士，可能是因为院士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刚当上院士那会儿我认真地阅读章程，看自己该怎么做，觉得不能再一味地只顾研究自己的东西了，要做对整个国家有帮助的事，于是又有了新路子，搞科研合作。光靠咱们一个团队不行，要联合科学界的各支力量，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一件大事，这样在国际上才能拿出比我一个人更大的成果。

记者：这也是您现在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吗？

张永莲：我现在想的不是光出成果，而是要建立一支队伍，一支能源源不断拿出成果的队伍。我现在联合了国内外许多家研究单位一起来做国际化的附睾研究。最理想的结果是，我们把与精子成熟相关的基因克隆出来，了解它们具体的功能后作成一张蛋白芯片。今后用这个芯片一看就知道具体是哪个功能基因上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治疗，发展出既能避孕又能防治性传播感染的双功能药。我们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要做出一些原创性的成果来，为人类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