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上，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不容忽视。陈宜瑜表示，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取不当报酬。 （据新华社）

《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文章称，社会上愈演愈烈的 “院士崇拜”现象，使得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这样一来，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院士已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再是专家。

不过我想，“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恐怕并不是因为各界都“崇拜院士”，而是想利用院士。正如近年来一些专家被戏称为“砖家”那样，一个企业推出新产品，或者一个部门推出有争议的新政策之后，如果能花钱请到专家甚至院士呐喊助威的话，其产品推广或者政策推行显然会容易得多。

这也就是说，院士忙于兼职，伤害的不只是自身的荣誉和科技的创新，还有可能误导公众，伤害市场竞争甚至社会进步。

院士的确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能不能够把他们请回象牙塔？

先看应不应该的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中科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换言之，在推动生产力方面，或许可以把他们比喻成火车头的发动机。发动机怎能不待在它该待的地方呢？

那么，怎样才能把他们请回象牙塔呢？仅仅靠自律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即便院士自己想清心寡欲地做学问，他们身边还有渴望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妻儿老小，有不愿得罪的老熟人、老上级。

所以，与其在道德层面上反对院士兼职，不如在行政制度上禁止他们兼职，这样既能管住不自觉的人，也能给不想应酬的人提供一个“挡箭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确不少，希望院士们被请回空气相对纯净的校园、实验室之后，可以降低“被影响”的程度。

据报道，在院士兼职的问题上，中科院院士郑时龄提出了一个看法：院士除了科研和教学，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有些院士在各自领域内的一些学会兼职、参与政府组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咨询等，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不能一概否定。

郑院士的说法有道理，不过常识告诉我们，很多事一旦开了“例外”、“特事特办”的口子，这个口子就会越变越大。笔者认为，院士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科研和教学，如果允许他们在学会兼职，而这个学会又并非纯学术的，而是有“牙防组”的倾向，那么倒不如“一概否定”。

国家给了院士巨大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所以郑院士说的第二种情况——政府咨询，应该不算是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