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表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利大于弊，会尽早协调批复，使工程早日开工。这一表态似乎为鄱阳湖水利工程十余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而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对此则持有异议，他坚持认为“对认识不统一的事情，要慢慢来”。

　　无独有偶，全国两会前夕，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联合25位院士联名建议推进的渤海海峡跨海隧道工程，同样是一个争议不绝的问题。一方面是院士力推项目上马，另一方面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的种种反对的声音，甚至一些当初的联名者对此采访的回应也付诸阙如。

　　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项目、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议程，启动还是不启动，上马还是不上马，总会出现持续性的各种声音，这时候，该听谁的，又应该相信谁，往往并不容易理出头绪；让决策者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与让普通公众选择相信谁，事实上面临的是同样的挑战。

　　一般而言，重大工程既然决定上马，必然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以安全稳妥为前提，是综合考虑了效益与风险、当下与长远等因素而做出的最优判断。这一基于科学态度采用科学方法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成为某项工程是否上马的最主要的决策依据。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向媒体透露，在“嫦娥一号”卫星上天前，他思考了100多个可能的问题，好在最后都没有发生。叶培建希望，经过专家论证之后，如果国家已经批准，就不要再反复追问为什么了。

　　现实中，确实有许多经过专家充分论证却依然无法被公众接受的案例——转基因、PX、垃圾焚烧、核电……可以说，这些问题历经多年讨论，有的至今仍然在社会层面存在较大分歧。

　　虽然如此，我们对于这些争议问题的持续讨论并不是没有成效的，随着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探讨，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已经不断得到提高。这从近两年转基因科普的“逆转”可见一斑。

　　真理最终会越辩越明，但探求真理的道路必然迂回曲折。记者曾听到不少科学家向媒体提建议：要多做科普，让更多的老百姓拥抱科学，接受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也明确提出，要“把抓科普放在与抓创新同等重要位置”。以国家目前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程度，把科普等同于创新的位置，可见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和科普工作的任重道远。

　　3月8日召开的中核集团两会代表委员记者见面会，几乎囊括了来自核工业领域的所有两会代表委员。他们对福岛核事故、乏燃料处理、内陆核电站等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然而从会议透露出的信息看，仍然有许多问题的解答让公众感到不解渴。不少上会记者反映，代表委员们的答复有点欲言又止，有些回答则模棱两可，令人无法信服。

　　1970年，一名赞比亚修女致信NASA航行中心：有这么多人吃不上饭，为什么还要探索宇宙？NASA科学副总监史都林格博士的回信《为什么要探索宇宙》最终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篇“杰作”。他在信里说：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还能我们全新的技术、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态度。这样的回答，与叶培建院士“月亮就是钓鱼岛，火星就是黄岩岛”的回答异曲同工。

　　今天，在面对争议时，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耐心和情怀，越是有争议，越要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在减少分歧、走向共识的道路上，科学家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科学信息，毫无疑问站在了科学普及的最前哨；而媒体作为科学传播的关键一环，更应在传播科学时做到准确、及时、权威、通俗；而普通公众在选择接收信息并做出判断时，更应该相信科学，相信基于科学研究、调查分析做出的准确判断。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努力使科学得到理性、通透的传播，进而获得应有的理解与支持，也要警惕以科学的名义将科学“神化”，摒弃“不能容忍没有结果的科学”的观念。

　　面对重大事项，决策者的选择必须严谨而慎重，必然要以充分的科学研究论证为主要依据；而社会大众的选择则可能“多元”甚至“任性”，既可以选择“依据科学作出的结论”，也可以“发自内心地予以排斥”。但无论出于何种意愿、作出何种判断，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始终都应该是推动现代社会构建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亦是现代社会前行的主要动力，因此，除了科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