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成为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自那之后，她简历上的政治面貌从“群众”变成了“无党派人士”。这细微的变化，带给她的是责任上的巨大变化——参政议政。

　　这么多年来，周玉梅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给财政部等国家部委提了多少提案。“提了那么多，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有问题还得继续提啊。”说到这里，周玉梅笑了。

　　周玉梅今年提交的提案，关乎新政出台后的落地监督问题。“这几年，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新政，但是这些政策落地和政策的初衷差异很大。”周玉梅说。

　　这样的提案，并非周玉梅凭空想象出来的。作为研究所的副所长，周玉梅对科研一线的很多问题有最直观的体会。

　　每每谈及调研或提案，周玉梅总能滔滔不绝：“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早已经在政策层面给出了解决办法，但一线科研人员还是在不断地提出。比方说，过去对科研经费预算管得太死，一旦批复不许调整。但实际科研活动是有不确定性的，经费执行很难完全和当初批复的预算一致。后续科技部、财政部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经费管理办法上作了相应的调整。”这就是属于政策制度宣贯不到位。

　　再有就是对政策把握的尺度不一，不同单位，对同一政策解读和出台的细则不同。这种差异，需要政策出台部门对政策落地的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

　　相较于提案的多少，周玉梅更关心提案的质量和效果。

　　周玉梅已经九次出席两会。这9年，是她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9年。至今，周玉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政议政的情形。“我所在的科技界的委员很多都是老一辈科学家、退居二线的领导，他们对问题的透彻分析和对事物的全面了解，让我受益匪浅，慢慢学会建言献策。”周玉梅说。

　　9年来，周玉梅已经从一位年轻的学习者，变为一名成熟的参政人。在周玉梅的记忆里，过去的她更关注自己熟悉的科研“小圈子”，在会议上提的大多是“小圈子”里的问题。由于对国家部委的具体职责了解不清，经常会把问题抛给“无辜”的部委。

　　“跟过去相比，现在我关注问题的视野有了很大的不同。”周玉梅说。由于参与过某些政策出台的全过程，跟部委打交道的次数增加，她已经能够比较精准地把握政策的尺度，使提案针对性更强。

　　她曾提出的关于三元工资改革问题的提案，就促成了人社部、财政部对该问题的调研；2011年提出的关于研究机构、大学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国有股豁免转持义务的问题，也在今年发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得以体现。

　　“在剩下的这两年里，我的工作还要做得更细致深入一些，为民生和科技的发展再作一点贡献。”周玉梅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