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点题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年后，上海《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及配套政策相继出台，科创中心建设进程加快。总书记对科创中心建设的新要求，引发代表委员热议：如何实现基础科技领域大创新、关键核心领域大突破？如何补上体制机制的“短板”？如何聚集更多领军人才？

　　建国家实验室，引领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代表委员认为，上海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

　　“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决定一个国家的原始创新活力。”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原所长何力认为，建设国家实验室，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于改革科技布局推进科技发展、重组科技资源优化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何力说，国家实验室建设深刻影响国家创新力量布局和方向，为确保国家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需要改革体制和科技投入方式，保证国家实验室的独立性和开放性，能够凝聚优势科技力量和长远的持续稳定发展。

　　他建议，选择具备条件的优势科研机构和大学，打破行业壁垒，通过资源整合、重组等方式建设真正独立运行的国家实验室，并建立与实验室科技目标匹配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

　　不少科技界委员都认为，建设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基地承担国家重大科研及任务和组织开展前沿科技探索，是科研活动必要的组织模式和需求。当前应该通过国家实验室建设，主动横向整合多元化创新主体，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打通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

　　瞄准宝塔之尖，突破核心技术

　　谈及总书记提到的“建科创中心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很有感触，“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只能制造低附加值的‘大路货’，受制于人”。他举例说，某种增压器，在国内无法生产前，外国企业卖10万元，当我们掌握核心技术投产后，外方马上就降到5万元。即便钱不是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核心技术也不是能花钱换来的，“轻则在某一领域无法突破，重则影响到国家安全”。

　　突破核心技术，已成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选准两个突破口”，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志远代表建议，一个是瞄准我国未来最需要的方向，为国家长远发展服务；　另一个是在科技创新前沿进行布局，比如能源与信息安全领域，“这也是‘宝塔尖’”。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说，这几年发达国家都在搞“脑计划”，这次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入“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列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工程之一，“我感到非常振奋，很受鼓舞，我和同事都期待着中国自己的‘脑计划’尽快部署实施”。

　　作为中国发动机领域专家，同时也是高校管理者，金东寒对目前企业与高校的创新动力还有所忧虑，企业不搞创新仍能赚很多钱，也就不愿突破核心技术，只要买外国技术照葫芦画瓢就行。在高校，不少教授还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大学教授要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出发，否则难以与市场对接，难以解决中国核心技术”。朱志远则提出要破除原先的管理模式与理念，“目前科创周期太长，还要提高效率。”

　　科技成果转化，亟需补上短板

　　“科创中心建设从蓝图走向现实，要有实实在在的抓手，要有关键的‘四梁八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说，一年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已做好顶层设计，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类具体问题。经过最近调研，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最迫切需要补的“短板”，是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今年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代表委员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核心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破解影响科技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的制度性障碍。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作用很大。”代表、委员表示，不久前，国家出台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高校成果转化收益50%以上可归科研人员，成为新的突破。有代表委员建议，科研经费管理方式还可以进一步改善。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需要营造适宜创新的环境。金东寒提出，政府“要规范所有企业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他还建议国有企业打造创新平台，“这是非常高度技术的活，你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还要有大公司工作的经验。”

　　葛均波委员则认为，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要改革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机制，扶持科技型初创企业。

　　葛均波说，当前政府科技经费投入体制，尤其是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管理方式，对于鼓励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而言，并不合理。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于应用科学技术研发的经费，仍偏爱分配给一些自身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上市公司，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代表科学技术源头创新、又最需要政府资金“雪中送炭”的大批小微创业企业，却得不到政府资金的支持。他认为，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虽然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是否能真正落地，还需进一步推进落实。

　　营造良好环境，人才近悦远来

　　“没有人才优势，就不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代表委员说，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关键在人才，上海要营造环境，让各类人才“近悦远来”。上海“科创22条”以及配套人才政策一系列“组合拳”，为各类人才提供支撑。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至今记得，张江一家药物研究所原先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令一些研发人员颇有怨言，后来企业依照相关政策设置了相对灵活的激励制度，在科创成果转化方面，研发人员的个人获益比例大大增加。改革立竿见影，尝到甜头的研发人员都很有成就感，原来离开公司的一批人又回来了。

　　但上海人才环境，也还有与创新理念不适应的地方。去年7月，部分在沪全国人大代表针对“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人才发展”在沪杭深等地专题调研。陈晶莹是调研组号召人之一，她提到，上海高校流传着“海归博士五年后武功尽废”的说法。“科研机构引进人才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人才能带动机构整体发展，但引进几年后表现平平的大有人在。”陈晶莹说，究其原因，引进人才与国内科研机构在人才管理、工作模式、理念上存在差别，沟通不畅导致不少引进人才水土不服。

　　“科创中心建设需要领军人物，但光有领军人物还远远不够。”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军队中不仅要有运筹帷幄的帅才，还要有能征善战的士兵，因此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很关键，应重视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与发展。

　　（原载于《解放日报》 2016-03-08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