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在实验室中工作(2012年11月16日摄)。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中)在实验室与同事讨论实验(2007年2月5日摄)。新华社发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在办公室(2014年7月摄)。新华社发

这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工作照(2014年摄)。新华社发

　　传统印象里，科研带头人往往是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而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两类奖项完成人中，“70后”超过一半，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为47.6岁。

　　近几年，国家科技奖评奖中，青年人才不断“冒尖”，令人瞩目。

　　在科技的海洋里，“70后”科学家们如何乘风破浪、勇挑重担?请跟随记者一同走进三位“70后”精英的科研世界。

　　潘建伟：“梦之队”的“领头羊”

　　一支由中国科技大学“70后”院士、“80后”教授组成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团队，将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收入囊中”。

　　这支世界最前沿的中国量子“梦之队”中有3个“大男孩”：41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潘建伟，28岁起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的陈宇翱和陆朝阳。

　　就在1个月前，欧洲物理学会公布了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潘建伟、陆朝阳等完成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名列榜首。潘建伟和陈宇翱，先后于2005年和2013年荣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这是授予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在“中国崛起”特刊中评价道：“潘和他的同事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潘建伟——“梦之队”的“领头羊”，用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吸引着一个个“小伙伴”加入团队。

　　回忆起十多年前的邂逅，陆朝阳依旧清晰如昨：“2003年秋天的一场同乡会上，潘老师把我引进了量子世界。他当时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究领域已成绩斐然。原本我2004年本科毕业后可以被保送到微电子专业读研，这次见面后，我改了志愿，开始了光子纠缠和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

　　“除了对科学的好奇，我们还有共同的血脉。一个人和他的祖国，好比跟母亲、家庭，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和依恋。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个人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潘建伟说。

　　潘建伟身上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无形中成为一种感召力，被送去国外学习的学生，最后都会回来。“2009年的国庆节前，我在国外，潘老师给我发了条短信：宇翱，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甚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归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尽力!”陈宇翱说。

　　梦想感召赤子。当时正在做实验的陈宇翱，读完短信，恨不得扔下手里的活马上回国。陈宇翱的手机里至今仍珍藏着这条短信。

　　回国后的陈宇翱，与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在潘建伟的带领下，在量子世界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并最终站在了国家科技奖励的领奖台上。

　　王辉国：技术攻关的“顶梁柱”

　　芳烃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很陌生。但这种化工原料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用量最大的芳烃品种之一——对二甲苯为原料生产的“的确良”和“涤卡”曾引领时代潮流。如今，中国有约65%的纺织原料、80%的饮料包装瓶来源于对二甲苯。

　　中国石化“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套技术中对二甲苯吸附分离技术是核心和难点。

　　过去，我国约有一半的对二甲苯要从国外购买，另外一半在我国生产的产品也要使用国外技术，向外国厂商支付高额费用。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芳烃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成为萦绕在几代石化人心中的梦想。

　　“70后”的王辉国，1999年硕士毕业后就投入到对二甲苯吸附分离技术的研究之中。10多年的科研之路走下来，他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和中坚。

　　这次获奖，在王辉国看来，凝聚了几代石化人的心血。“我们要分离的对象，相当于是长相和秉性都非常相像的一个四胞胎兄弟组成的混合物，要精确、快速、高效地分离出其中应用价值最高的对二甲苯，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在技术层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王辉国说。

　　有件事让王辉国记忆深刻：2003年，对二甲苯高效分离从实验室转向工业生产，但投料十几次都失败了，合成不出实验室的结果。为了查找原因，王辉国和课题组同事连续几天吃住在厂里，把一批物料投到容器里后，每隔两小时采样分析分子筛进化的状态，困了累了就躺在办公室地板上休息一下。就这样连轴转坚持一个星期后，终于找出了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成功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工业应用的重要转型。

　　王辉国已经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每一项技术工作的进步都是一点一滴的，失败远比成功的次数多得多，常常会觉得很难，但遇到难题总会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这次获奖项目的50位主要完成人中大约一半是“70后”，他们构成技术攻关的中坚力量。“‘70后’既继承了老一辈的宝贵经验，又融入了创新思维。现在用我们自己的技术生产，每年可大幅节约生产成本，而且高效性、环保性上，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王辉国自豪地说。

　　周琪：创造干细胞研究“新传奇”

　　2009年7月，一只名为“小小”的实验鼠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这只小鼠被认为是克隆羊“多莉”传奇的延续，因为它是科学家首次利用iPS细胞(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克隆出的活体实验鼠，是世界上第一只从非胚胎细胞来源获得的健康动物。

　　“从‘小小’开始，中国在国际干细胞研究领域第一次明确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小小”的缔造者之一、“70后”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说。

　　周琪的团队以“哺乳动物多能性干细胞的建立与调控机制研究”荣获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4年前，放弃在欧洲动物克隆领域风生水起的工作，32岁的周琪回到国内，转向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及应用。他敏锐地看到，干细胞研究未来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干细胞是人体内可以发育为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胞，过去只能从胚胎中获得。iPS细胞是指经过基因“重新编排”回归到胚胎干细胞状态的体细胞。周琪用“小小”证明了iPS细胞与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全能性，这在医疗领域展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比如，目前一些细胞、器官和肢体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器官移植也会产生免疫排斥等问题。而iPS细胞为这些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利用患者自身的iPS细胞来诱导产生属于患者自己的细胞、组织甚至器官。

　　“基于胚胎干细胞及其他类型多能干细胞的应用，在未来5到10年之内将会有非常大的突破。对于干细胞的转化应用，中国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需求。”周琪说，“中国科学家应以此为使命和目标，加速推动干细胞服务于医疗和健康需求，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成功获得世界首例单倍体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健康转基因动物；推动干细胞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十几年时间，周琪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推动中国逐步跻身国际干细胞研究第一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