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院士终身制”，何维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即使今天达到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明天仍处于最高水平。现行的‘终身制’不但抑制了院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动力，还阻碍了其他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创新方面与院士公平竞争的机会。”

因此，农工党提议废除“院士终身制”，改为5年任期，只能连任一届，之后转为荣誉院士。而不是现在规定的院士80岁以后转为资深院士。

但记者采访的其他政协委员并不赞同农工党的意见。他们不认为“院士太老”是一个弊病。

“院士‘终身制’有问题吗？院士不是职务，是荣誉。”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委员说。

“几年聘用一次是不合适的。”说起这一话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委员表示，“‘院士’是对科技工作者过去成就的一种肯定，不是针对他现在的水平。院士不是职位，国家也不给院士发工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委员说：“实际上，我觉得院士还是太少了，对学术上贡献突出的科学家，国家应该给予更多肯定。我们需要更多的院士。”

“改不改‘终身制’无所谓。”来自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蒋华良委员说，“美国院士也是终身制的。并不是说评上以后一届五年，两轮以后退下来让给别人，没有这种规定。院士不是一个岗位。”

类似的意见分歧，之前也有媒体报道：上海交大教授李侠在博文中质疑两院院士太老，主要集中在70—79岁；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个伪问题——美、俄、法的院士同样多为老人；得到学界最高肯定的人当然会年龄偏大。

李侠担心老人的“学霸”作风会压制年轻人；而反对者则认为新老矛盾是人性的表现，关键是不要让院士拥有过大的掌控学界资源的权力。

上述报道提到，李侠认为反对意见有中肯之处，但他说：“问题在于，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院士“副部级”，谁造成的？

农工党的提案里说：“我国赋予院士的行政化色彩、权威化色彩较重。在我国已经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

“我国的院士增选与很多科学以外的事情密切相关。”何维认为，目前院士“官员化”严重，院士选举也因此越来越被媒体关注。

“院士候选人要以各种方式拜见院士，寻求理解与支持。一些单位为了单位利益大搞‘院士工程’，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何维说。

何维还认为目前院士选举存在“上车效应”——“由车上人决定车下人上车，即由现任院士投票选举增选院士。由于相同领域的专家存在竞争关系，而对于不同领域的专家所研究的内容又不熟悉，无法保证客观公正。”

为此，农工党建议改革选举制度，比如取消归口初选部门和省市推荐候选人改为完全由学会推荐，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等等。但对这些建议，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存在。

“这个提案我看了，比较粗糙。”郑兰荪说，“中科院针对选举制度问题做过调研，但也没有拿出具体方案。找到方案前，还不如用现在的方案。”

“我是个院士，和同样条件的另一个人竞争项目，确实会占一定优势。这不是个好现象。但这也不是院士制度本身造成的，是政府社会给的光环太多了。”郑兰荪说，“社会质疑给院士的太多，但这是政府和领导给的。”

郑兰荪认为，院士制度本身还是很清楚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院士是‘被官员化’‘被行政化’。”蒋华良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们的两院院士制度，包括评审制度是完善的。院士章程里并没有说，评上院士就享受省部级待遇。这个都是地方上搞的。像追星一样，把院士捧成这个样子。”

蒋华良引证美国的例子：“在美国，院士就是一个荣誉。院士也就能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两篇文章；有的学校会分配车位。除此以外没有特权。好多美国院士年纪一大，也就拿不到经费了。”

蒋华良认为，要改变中国目前的院士行政化，“不是靠制度上的改变，而是靠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