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平解释说，企业往往是在申请科研项目时，迫于产学研合作的硬性规定，不得不“扯大旗作虎皮”，跟学校来个“拉郎配”。

在院所一面，“大学教师对企业了解不多，很多项目离产业化远得很。”李和平说，“那些比较熟悉企业的教师，有一些实用的成果，他们自己想办法就消化了。”

李和平告诉大家，自己认识的很多教授，开了不止一个公司。“他的成果不可能流向企业；企业也认识到：‘我请你搞开发，回头你自己就把产品上市了。’因此企业不可能搞什么结合——等于花钱树立一个竞争对手。”

听到李和平的分析，韩启德颇有感触。

“政府总是希望，院所和企业你们先结合，我再投入。”韩启德说，“但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先进，你让生产企业直接从高校拿到能用的成果，太难了，太少了。”

韩启德指出，中国的产学研总搞不起来，一大原因是缺乏中间企业。“都想把高校成果一步用到企业生产，这是不行的。比如大的制药企业辉瑞，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但新药不是由它独自研发的，也不是从高校直接拿来的，而是一环一环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共同完成的。”

韩启德举了一个他刚考察过的企业例子：由海归留学生开创，替大制药厂做生化项目。这个企业有7000名员工，在上海有20多栋大楼，在美国有四个基地，年产值几十个亿。

“这家企业做中间化合物，做生物化学，做动物实验，但他没有产品。做到一定程度就卖给大企业。”韩启德说，“很多科技服务型企业就是这样，各做一小块，做到最精。”

“这些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都是富有活力，拼着命干。”韩启德认为，只有存在大批这类企业，产学研合作才有生命力。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给它们免税，或者贷款。做不成就淘汰了，做成就壮大了。不需要专门给经费。”韩启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