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几天政协科技界的小组讨论中，多个委员用“太多太滥”来形容现有的科技奖。

各种奖项至少应砍掉一半

邵国培在提案中写到：我国科技奖励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国家科技奖有三大类，还有各省、各部、军队奖，奖励数量不计其数。

据了解，全国省市级的科技评奖早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六七千项，获奖者将近3万人。

“奖励已经成了科学研究领域的鸦片。”邵国培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科技奖励泛滥的危害。他说，调级别、涨工资、评先进等都和科技奖励的等级、数量挂钩。导致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把跑项目、搞鉴定、报奖励当成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

曾担任过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尹卓委员认为，现在的一些科技评奖已经成为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

相对温和的陈炳德委员则认为，科技奖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太滥了，至少砍掉一半是没问题的”。作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副院长，陈炳德曾担任过不少科技奖项的评审专家。据他透露，很多奖项对数量的设置有一个比例。如果今年有1000个项目申报，获奖比例是70%，那么就有700个项目获奖。数量一多，必然会放宽尺寸，导致得奖的项目良莠不齐。

科技奖到底应该奖给谁？

除了认为科技奖“太多太滥”，几位委员还特别强调科技奖应该首先搞清楚“到底奖给谁”的问题。

解放军总装备部炮兵防空兵装备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宋振铎委员说：“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往往是‘长’（行政领导）而不是‘师’（在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

“真正在一线工作的科研人员的名字往往排在后面。”按照规定，项目答辩应该是排在前三名的人来答辩，“但现在往往都是排在第五、第六的人来答辩。”由于对评审情况“越来越失望”，尹卓已经宣布不担任任何评奖的评委，自己也不参评任何科技奖。

在陈炳德看来，重大项目的确离不开行政领导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团队的协作，但是科技奖本身应该是鼓励纯技术创新的一线科技人员。“我建议评奖时应该适当分开，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老总作为技术方向决策人，也可以去申报奖项，但是不能和具体做技术的人混在一起。”　　

中科院院士杨文采委员也赞同分开评审。“管理方面的人排个一二三四，纯粹的科技人员也排个一二三四。这样才能保证科技奖的纯粹性。”

越来越多的科技奖项沦为一种形式

采访中，委员们不断“晒”出变味的评奖中出现的种种“怪相”——

“打包”：杨文采告诉记者，在申报科技奖项时，“打包”申报的不在少数。譬如刚刚被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李连生，就曾经把2005年申报过的项目和别的成果一起打包申报了2007年的科技进步奖。

“陪着”：为了在评奖时拉开梯次，在申报某个奖项的一等奖时，还必须同时申报若干个二等奖、三等奖“陪着”。看不惯这种行为的宋振铎2004年已经宣称不再申报任何科技奖项。

“捆绑”：一个单位为了推出某个人，使本单位在科技领域里有所成就。就把很多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捆到一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尹卓的某项科研成果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捆绑到其他人身上去申报科技奖。虽然深知这是一种科研造假行为，但尹卓也只能无奈地表示：“即使事后知道了也不好找别人，这明显是拆别人的台、当众打人耳光。”

“设计”：项目刚一申请下来，就先想报哪个奖、请谁来当评审专家，有意识地琢磨项目技术进步点在哪里？

“科技奖励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稳定科研队伍。但是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获得科技奖励取得名誉和地位，科技奖励已经变味了。这些不正常的评奖现象，对真正搞科研的人是严重的伤害，也给整个科技界的诚信道德和创新环境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杨文采表示，我们的科技奖应该减少这方面的效应，使得在科研一线的工作人员能得到表彰、踏踏实实工作。

尹卓认为，科研人员本身并不想花那么多钱、时间、精力去报奖，但是科技奖却和职称评定、待遇水平直接挂钩，如果不去报奖就会导致你的生存环境很困难。很多年轻人刚开始工作时是很想潜下心来做点实事的，但是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会被驱使着申报各种奖项，尝到了甜头以后，会越来越积极。

邵国培表示，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真理，不是名利。少一分利益的诱惑，就会多一份纯净的空气。他在联名提案中提到：我相信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能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