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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攻关”,首先忙的是“公关”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0-03-10  

朱清时委员: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事,也是钱学森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伟岳委员: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一名科学家如果想申请“攻关”某项国家级课题,首先要做的很可能是拎着礼物,踏上进京的道路,先去“公关”。

过去,人们常将地方官员到中央部委争取项目和资金称为“跑部钱进”。如今,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学术界。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科技界潜规则。“只要搞好关系就行了,我们许多的官员就吃这一套。”张伟平说。 

看不惯送礼、公关之风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院士,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社会调查,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能够真正用在科研攻关上的时间是多少?” 

不会走后门,就屡遭闷棍 

自2007年回国执教以后,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饶毅教授一共申请了3个科研项目,其中两个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评审组的间接反馈是:谁让饶毅不联系我们、不尊重我们?

这种“尊重”,与饶毅理解的“尊重”有本质区别。在他看来,不联系才是尊重。如果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明显不符合国际惯例。

这位“海归”科学家只能在个人博客上总结:回国后的经历表明,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有后台的,尽管科学记录并不很好,却也不难得到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丁伟岳院士是一位著名数学家,时常受邀参与一些科研项目的评审。有时,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入选评审组的时候,就已有申请者托人带话给他,希望得到照顾。

“他们‘跑部钱进’嘛,整天在部里头跑,探听到了评审组的名单。”丁伟岳说,“你只要不公布这个名单,这些事情可以杜绝。为什么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连这点秘密都保不住呢?”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亦有类似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被评审者怎么就能在评审前,找到评委的联系方式,并飞到我这里特地来拉感情,送东西。” 

最让这位委员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不速之客常常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塞满了钱。

这位评委后来被训练得很“警觉”。只要人家递上纸袋,他也不顾礼貌与否,立刻打开纸袋查看,如果发现有钱,当场返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邢新会说,有人这么做了,其他人就会感受到压力;当大家都这么做时,谁要是独善其身,申请项目的危险就会加大。 

每到过年过节,是公关活动的旺季。邢新会说,很多人打着拜年的名义去“走访”一些国家重要科研计划比如“973计划”的评审专家,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惜亲自挂帅。 

“一个学校能够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话,对学校的地位的提升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政绩他会帮你去跑,拉关系,施加影响。”丁伟岳院士解释。 

科学家成了“老板” 官员成了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委员很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名气,没有钱,有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天,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是,最近这二三十年,这个价值观颠倒了。现在搞科研的人,钱已经变成目的。研究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已无关紧要。 

“科研经费不再是为科研服务的东西,而是变成目标本身。”朱清时委员说。他说,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加强了对学术界的量化考核,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指标。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

很多单位也把科研经费多少当作评价标准。朱清时委员说,哪个单位接受评估,总是要强调自己有多么雄厚的科研经费。在个人职称评审中,科研经费多少也成为一个衡量标准。

为了获得经费,人们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在评审过程和人际关系上运作。

朱清时委员惋惜地说,他认识的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回国后都变成了“老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反而没有时间做最应该做的科研。 

“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斗志,搅到与钱有关的各种事情中。可悲就在这里,他们忘了自己是做什么的。”朱清时委员说,“搞科研就应该牢牢记住,把研究做得最好,把内涵做到最佳,需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钱太多了有时会起负面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官员门路多,“公关”能力强,因此很容易取得重要项目,甚至成为“牵头”的“首席科学家”。 

丁伟岳告诉记者,有一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就引起了争议,“很多人都对结果不能理解”,觉得难以服众。在这一年,“杰青基金”的获得者中不少是大学校长。 

戚发轫院士注意到,如今很多科技奖励的获奖人都是官员。“我们当年,年轻人得奖,领导普遍都不参加,现在,领导都排在前面了。” 

向“钱”看,你还想世界一流?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一个做法,让很多同行称道。在他领导的研究所,不鼓励经费过多。有人要申请经费,先向他报告,由他来判断,只有确实需要,才会提出申请。 

“他代表国内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意识。做研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深度和能力。”朱清时委员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王志新委员告诉记者,国际学术界是有规范的,当一个题目申请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后,再以此去申请第二笔经费,往往会被拒绝。而申请和评审过程中,无论是评委还是申请人,都有严格的规避原则。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邢新会委员专门反映了人情项目的问题:“近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评审中,动辄找人,更有甚者科研单位领导牵头集体找人、重关系轻水平、‘政治挂帅’的不健康风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严重影响着科研项目评审的公平性,抑制了科研创新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一件事情。也是钱学森先生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清时委员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伟岳院士痛心地说:“我们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各种基金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向‘钱’看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问题。这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绝对不利,以后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想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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