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柯杨委员是在教育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齐耳短发，身形纤瘦，椭圆形的镜片后目光清澈，言语间，弥漫着温暖的知性力量。

再见柯杨多是中午休息时间，在驻地的咖啡厅，一群记者围着作为北大常务副校长的她，追问各种问题。

“我最看重学生的素质是有爱心，善解人意，而不只是分数高……高考有弊端，但我也没办法，或许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行政化有外部给的压力，也有内部的惯性……不管级别怎样，都应该关注自己的责任。”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必须衣食有着……不要把功利性跟理论研究结合得太紧。”

……

她每次都会选水池边的位置坐下，逐个回答，耐心拉直每一个疑问。从提案到工作，从行政到科研，在那些彼此看不出太多逻辑关联的问题之间，她的思维似乎也不需要过渡。那一汪水映着她清新秀丽的身影，像一支箭荷。

“其实，我真的不是要否定《纲要》提出的定义。”作为连续几年小组推荐的代表，柯杨的发言在联组会上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她谈的是教育的目标和理念。

“我觉得《纲要》出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应该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受教育观。”她的声音始终不疾不徐，像德德玛在月下唱歌——她说最爱唱草原的歌，那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