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李佩先生仙逝。李佩先生是我校外语系的创建者，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非凡传奇，一前一后的相继壮举，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这一对永垂不朽的伉俪，在他们高知、高智、高尚的身心和灵魂里，蕴藏着罕见的高贵精神！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国科大》推出特稿来追忆李佩先生——一位传奇杰出的女性，以飨读者。 

李佩先生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1月11日傍晚，惊闻李佩先生病危的消息，我急忙赶到了医院。眼见病床上的老人家，似已处于弥留之际，令人揪心不已。

　　病房外的楼道里，已经聚集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群人，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前辈，却异口同声“郭永怀先生和李佩老师的学生”。从学校离退办的年轻干部，到年逾八旬的老院士，大家都虔诚地祈愿李佩先生平安，指望这一回，也如过去几次病危一样化险为夷。因为在大家心中，李佩先生有着战胜一切的非凡生命力。

　　临近半夜了，医生一脸欣慰地走来，告诉大家，“血氧恢复、血压稳定、脉搏正常，今晚肯定不会有问题”，众人这才恋恋不舍地陆续离开。

　　次日清晨，我去成都出差刚下飞机，未曾想却接到了短信通知的噩耗：就在我们离开后不久，李佩先生便平静地驾鹤西去。我心中骤然一片茫然，留下了不尽的遗憾和心痛。

　　李佩先生99岁的非凡人生，呈现了太多的精彩传奇，更蕴藏着罕见的高贵精神。我禁不住动笔追思，记述她老人家的动人故事，怀念先生、寄托哀思、了却心愿。并诚望她曾长期工作过的学校，能够永远传承她的不朽精神，使之成为办学立校的育人之魂。 

　　德高望重的一位盛名良师

　　2000年秋，我被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工作。在与前任党委书记颜基义老师的工作交接中了解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外语系有过一段“曾经辉煌”——“在李佩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外语系成为当时全国英语教学最强单位，仅一个CUSPEA选派项目，中美双方政府及高校都只认我们外语系组织的考试成绩。”如数家珍，颜基义老师显现了少有的兴奋。

　　然而，我听罢却难免心中有些存疑，眼前这所学校仍还使用着已有20多年沧桑的低矮抗震棚，也还听得师生们总在调侃抱怨“最破败校园”，缘何确信这学校还会有那并不久远的“曾经辉煌”。

　　但是，在此次交谈中，我还意外得知学校的离休老师李佩先生，竟是郭永怀先生的遗孀，不禁为之所动，也肃然起敬。

　　上任后不久，在随俗依例对学校知名人士的礼仪性拜访中，我在孙勤副校长陪同下，去看望李佩先生。几句寒暄之后，李佩先生就不紧不慢地先说开了，“已经听说了你是力学系毕业的，还那么年轻，我们欢迎。”紧接着她话锋一转，“希望你好好抓一抓教学，不管怎么样，教学都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当然了，盖房子、涨工资这些事也要管，但我相信你们也会重视的；可教学这事儿，一定要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办。”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佩先生，她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敏捷思维、清晰观点和严密逻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先生已经82岁。

　　2001年秋季，学校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教学改革”，主要是解决教学实施及管理的严肃性问题，相应出台了近乎严苛的以端正师风学风的政策措施。这次“教学改革”，既是学校刚刚理顺体制机制后的首项主体工作，也还面临着中科院众多研究所普遍诟病“研究生院教学课程不行”的现实压力。

　　而我们这番落实“从严治学”的认识，跟李佩先生高度一致，也得到了老人家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也因工作需要，兼任了学校的教学委员会主任；还听从李佩先生的推荐，由懂教学、善管理的彭家贵教授担任了副主任，我俩搭档一干就持续了十余年。并且，在这次“教学改革”颇有难度的酝酿及动员实施中，老人家的有请必到、有求必应、有言直抒，以及老人家的个人威望和鲜明观点，对统一教师队伍的思想认识，发挥了极为宝贵的积极推动作用。

　　李佩先生在晚年，已不再担负课堂教学任务，但在她老人家孜孜不倦的一生中，很早就把讲台作为人生舞台—— 

李佩在西南联大

　　最早似可追溯到1941年，李佩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重庆，随即加入了中国劳动协会秘书处的工作。她曾对我说过：“我管过协会的财务，也一直在工人夜校上课；当时我们想法比较简单，总想着让工人和妇女都能够读书识字了，社会才有希望。”

　　还可以追溯到1951年，李佩先生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受聘留校在东方学系讲授中文，授课对象是美国国务院挑选的作为外交官培养并将派往亚洲的美国学生。康奈尔大学知名学者的回忆录里有证，李佩先生“卓越的中英文水平”被广泛赞誉为“近乎完美”。

　　再又须追溯到从1961年起，李佩先生调入中国科技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后来自1978年起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外语教研室主任……几十年间，李佩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课堂和讲台，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了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当中。 

李佩在康奈尔

　　李佩先生在课堂上的严格、严肃、严谨，令上过她课的一代代一批批学生们受益匪浅。随着我在学校工作的时间长了，又不时接待一些有名望的老校友，李佩先生“从严治学”的故事，也就渐渐听得多了。

　　有位从国外回来探亲的77级校友讲起，他们是学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其中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学俄语的，甚至有人压根儿就没接受过英语学习的严格训练。他说：“我们学起英文来，普遍的那个难呀，而李老师又是那个严格喔！你要敢考个59分的成绩，李老师就肯定让你重修，绝对没商量。我们当时对李老师那个‘1分都不能差’的要求，真是又害怕又敬重。”等后来出国了，经事儿了，大家才知道深深感激李老师，是她改变和帮助了自己的一生。“每次回国，我都尽量来学校看看校园，更是一定要去中关村看望李老师，一辈子的恩人呀！”他动情地说。

　　我也听说过李佩先生“随意”监考的风格习惯。她监考时，会在黑板上书写一个大大的“Honesty”单词，然后就漫不经心地转身离开考场。为此，有一次我曾向李佩先生作过询证，老人家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是的呀，干嘛一定要把学生当小偷一样的防着，我不喜欢；再说了，当时那批学生都是吃过苦的，好不容易才考进来的，二三十岁了才有个学习机会，他们自己就已经很努力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人，这些事情点一点就行了”。

　　我们接着又谈起了当前的学生状况，对于学生们的自律精神不够、上进心不强，以及热衷于考TOEFL和GRE出国而不重视专业课学习等等现象，老人家的观点却是“学生们的问题，还是应该多找老师的原因，找学校的原因”，丝毫没有那种动辄抱怨学生“不争气”“不懂事”“不行了”的流行看法。

　　随着我对学校历史的深入了解，当初颜基义同志所说的“全国英语教学最强单位”的确属实。学校作为在197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成立的研究生院，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所研究生院，最早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科院高高举起了“为追赶国际科技发展，我国必须大批量培养研究生”这面大旗。

　　李佩先生担任学校首届外语系主任，主持制定了当时全国最系统最权威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最早最大批量引进了国外成熟教材；她亲自编写的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还荣获了当时声誉极高的国家优秀图书奖；再后来，学校成为了全国第一所获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培养的授权批准单位，李佩先生也因学术水平和实践成就而被国外同行们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在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国内高校，要么正在恢复本科生的英语教学，要么正在大规模从俄语教学转为英语教学；而在李佩先生主持下的研究生院外语教学，确实是一枝独秀，独占鳌头。

　　时间到了2005年，学校从学生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成效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准备进行第二次教学改革，主要是想把“应考”教学，转变为“应用”教学。其中，研究生外语教学涉及到缩减学时、转变方式，籍以提高教学效益，更是要加强听说读写等应用技能的训练培养。想要改变已经成型了的模式及方式，尤其还要缩减学时，李佩先生会理解赞同吗？若是老人家不赞同，则至少是外语教学改革的配套方案，就要搁置和商榷。

　　当我给李佩先生打电话，刚说了“我想跟您约个时间，来看看您”时，她还是那不紧不慢的一贯语气，“你是想跟我说教学改革的事情吧，别来了；我前几天刚去了一趟系里，张文芝她们跟我仔细说了方案，我觉得很好呀；过去我就一直跟她们说，把学生教得只会TOFFL、GRE考高分，不会说话交流、不会读资料、不会写文章，这不行……”，张文芝教授是李佩先生的高足，时任外语系主任。

　　李佩先生作为“盛名良师”的崇高威望，还可见一段真实轶闻。大约在2002年的一次校友理事会上，有几位理事是研究生院的早期校友，在会议结束后，就闲聊起了八十年代初期学生时代的影视故事。先从当年的日本电影《追捕》《望乡》轰动，再就兴致勃勃地把话题转到了研究生院的第一次外语教学录像放映的往事——

　　有一天，令人兴奋的“今晚外语课要放内部录像片”消息不胫而走；晚饭后，那间本该如常上英语课的普通教室，却人挤人地塞了个水泄不通，教室外还有里三层外三层簇拥着不愿离开的同学们。上课时间早就过了，一位闻讯前来“维持秩序”的校领导，已经口干舌燥地讲了劝了说了不止半个钟头，而人群却根本不为所动，仍是一片乱嗡嗡的嘈杂声。

　　突然间，随着“李老师来了”的一阵频传及骚动，只见得瘦小硬朗的李佩先生，从大家迅疾闪开两旁的人潮通道，缓步走到了讲台前，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李佩先生显然不悦，却只平静地说了几个字：“不是这课的，都出去”，紧接着的片刻寂静之后，就是满屋子满楼道同学们无声无息的悄然撤离，教室里只剩下了是“这课的”那二三十位同学的挺胸端坐……

　　几位校友会理事，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地凑齐了这段故事。李佩先生担任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也在场听着这番趣事的叙述，但却似与之无关一般，其间只有过几次不易察觉的微笑。当听完后，我忍俊不住一边乐一边询望着李佩先生，老人家只是再又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仍是几个字：“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些往事，转眼就过去十几年了，但却一直不能忘怀。多少年来我也一直在心中感慨，要说一位教师所谓的德高望重，莫过于此！

　　有的“英雄”，只宜远望而不宜近看，实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有的“偶像”，或是夫贵妻荣，或是夫荣妻贵，靠的是“反射伟人光芒”。而李佩先生，即便在郭永怀先生成了“烈士”之后，她仍然深陷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黑暗之中，顶着“特嫌”帽子被审查、受隔离、写交代、遭歧视，又一直延续了8年。

　　直到文革浩劫结束后，李佩先生才又迎来了自己工作的春天，在担任学校外语系主任10年间做出了非凡耀眼的成就。当1999年共和国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李佩先生早已是绽放的“中科院最美玫瑰”、明亮的“中关村明灯”，广大师生们心中德高望重的“最好教师”。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非凡传奇，一前一后相继相映的壮举，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精神永恒的一对传奇伉俪

　　学校一直有个想法，要将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传奇故事记录下来，作为学校并科学院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相传。我们学校是在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在2011年9月仍以中科院研究生院为校名的最后一次开学典礼上的《新学年致辞》里，讲述了这对伉俪的传奇故事—— 

2007年9月，李佩先生出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

　　郭永怀和李佩，均先后就读于北大和西南联大，并留学美国。

　　在抗战期间，郭永怀立志“科学救国”，发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派留学生，于1940年赴国外深造。李佩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曾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在1941年毕业后，就职于重庆中国劳动协会，从事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托儿所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李佩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校场口事件等多个进步群众运动；还曾冒着极大风险，帮助把美国劳动协会的国际捐款送到了延安。

　　郭永怀在留美期间，先是师从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46年博士毕业后，随即在受聘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时，他却公开声明“只是暂时服务，将来一定要回到自己祖国工作”。

郭永怀与李佩

　　1947年，李佩也留学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并随之与西南联大的学长郭永怀，相遇相恋，次年结婚。1951年，李佩也在康奈尔大学留校讲授汉语。他们夫妇在康奈尔大学的双双任教，生活稳定、待遇丰厚、成就骄人，令常人羡慕。

李佩和郭永怀在康奈尔

　　当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让钱学森、郭永怀这些海外赤子们，心潮激荡久久难平。他们归心似箭，渴望报效自己的祖国，深知新生共和国的急切需要。

　　面对美国当局的反华高压和蛮横阻拦，钱学森夫妇、郭永怀夫妇并没有退缩，他们几番秘密相约商议，并立下誓言——“一定要回到祖国！”

　　经过数年的抗争，继钱学森、蒋英夫妇1955年回国之后，郭永怀、李佩夫妇也于1956年带着女儿回到了祖国怀抱。行前，为了避免美方的纠缠，郭永怀故意在众多校友聚会的公开场合，把自己十几年的宝贵文稿、笔记、资料，一份接一份地投入了篝火。但人们明白，“装在他脑子里的科学知识，是属于他自己的，也将属于他的祖国”。

　　回国之后，郭永怀担任了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成为我国近代力学的著名开拓者之一，也是“两弹一星”国防事业的关键支撑者之一。从1960年开始，他负责了我国核工程的力学研究部分，并参与组织了武器化的试验。在青海高原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他深入到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高原和戈壁，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们一起喝苦水、啃窝头、住帐篷，风餐露宿。

　　在这期间，李佩一方面默默地支持着郭永怀严格保密的特殊事业，只知道他忙于科研、经常出差是在做重要工作，习惯了他说走就走的工作方式，从不多问；另一方面，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讲授英文，潜心尽力地开展教学工作，还提出建议并主持创建了“中国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

　　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郭永怀在搭乘夜航专机从酒泉基地飞临北京机场降落时，因大雾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唯一生还者，在昏迷醒来后的回忆中说，当飞机出现险情时机舱里一片沉默，最后只听到过有一声高喊，那句话只有四个字——“我的资料！”……赶来接应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清理飞机的坠毁燃烧现场时，看到了格外引人注目、紧紧抱在一起的两具已被烧损的遗体，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个人胸膛间还紧紧夹住了一个未被烧焦的公文包，现场的战士们跪地一片，放声痛哭。

　　那两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人，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当这个公文包被专门护送到城里，同事们打开它时，相关热核导弹项目的试验数据等重要技术资料文件全部完好无损，在场者无不动容。1968年12月25日，郭永怀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的称号。

　　在郭永怀牺牲之后，李佩却以非凡的刚毅坚韧精神，顽强地独自面对人生，继续无怨无悔地投身于教育事业。到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李佩担任外语教学部主任，负责全校的外语教学。研究生院从首批1978级研究生开始，都有幸聆听过她的教诲，她的严谨学风、严格要求，使得同学们终生获益。

　　从1979年开始，她不仅力排众议积极推动出国留学工作，还支持和承担了李政道举办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留学生”（CUSPEA）招考项目，引领了当代中国的“留学潮”。李佩主持的外语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了全国研究生外语教学最强的单位。她的学术造诣和成功实践，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在1987年离休之后，她又发起了“中科院老年大学”、“社区百家讲坛”等活动，并先后获得中科院“老有所为精英奖”、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离休至今已20多年了，李佩却一直关心着研究生院的教学改革，关心着校园的变化、教师的进步、同学们学习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在2007年5月，中科院党组破例作出了一个特殊决定——授予时年89岁的李佩教授“中国科学院教书育人特别贡献奖”。

邓勇（本文作者）受中科院委托为李佩先生颁赠“中国科学院教书育人特别贡献奖”

　　在中关村的林荫大道，或者在研究生院的校园里，你们兴许曾遇见过这位身板硬朗、思维敏捷、精神矍铄的老前辈……

　　记得以上这些多年前整理的文字内容，当时是经过了较为严谨的考证，并最终还得到过李佩先生的逐一阅核和首肯。我们在整理撰写期间不仅查阅了大量史料，还专门三次拜访了李佩先生，分别是梳理故事、核实细节、审定文稿。

　　李佩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几十年前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忆述准确。当然，我也有幸能够仔细聆听了一个个完整生动的故事，还有机会询问具体细节情节。我在与她交谈中，或文字整理时，有着一次次心灵撞击，当写到“现场的战士们跪地一片，放声痛哭”之处，自己也不禁湿润了眼角。

　　在整理撰写稿子期间，李佩先生一开始并不是很乐意，是经一再用“要让后人们记住今天的来之不易”而说动了她，才向我打开了历史故事的闸门——

　　李佩先生讲了抗战时期的重庆，青年们的热血激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对共产党延安的向往和期望，如何冒着危险也要把美国劳动协会的捐款送到延安；

　　讲了在美国时的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钱学森、郭永怀等的秘密商议、几个家庭的配合默契，以及“黑衣人”几番上门调查的故意威胁、出入境管理机构的刻意刁难……虽没有文学作品里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渲染，但却充满了他们热望祖国的浓浓挚爱深情；

　　讲到了回国后的郭永怀先生，“他总在忙，从来不告诉我在忙什么；我也不问，只知道是很重要的工作”，直至牺牲时的细节梳理，以及“老郭是为国家牺牲的，他是他，我怎么能要照顾呢”；

　　讲到了文革期间的“审查”，虽不忌讳当时的痛苦和委屈，但却毫无一星半点的埋怨言辞，“我也不怕他们的审查了，查就查吧，但我绝不能无中生有而连累别人”。

郭永怀李佩郭芹一家三口

　　李佩先生有个特点，从来不会主动提及有关郭永怀先生和她的“光荣历史”，更不会渲染和突出丈夫和自己。

　　十几年来，每当我们向她求证或询问起某个久远的事情，她表述起来的“老郭”，就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故人；而涉及她自己的建树成就，就更是一贯寥寥数语平淡应对。

　　倒是唯有一件事，李佩先生罕见地不再“淡泊”，少有的“放心不下”——

　　2010年夏天，媒体突有“研究生院怀柔新校区建设工程，强拆钱学森实验室”的热议。李佩先生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关心询问此事，而对我的解释说明，仍是半信半疑。

　　在约好了时间之后，次日我自己开车请上了李佩先生，到了距中关村70公里的新校区，见到了我国第一个火箭研发实验室S2基地旧建筑的完好无损，老人家才舒展了眉头。望着山沟四周的茂密树林，我问：“李老师，当年这地方荒秃秃的吧？”

　　“不，当年就有许多树，是坐着直升飞机选的地点，就是要从天上也看不清楚。”

　　“一直是郭先生负责实验室的吧？”

　　“不，他的办公室在城里，有事了才过来。”

　　“反正，是郭先生提出来要建这个实验室的。”

　　“不，是钱学森提出的。”

　　这一言一语间，李佩先生显然又回到了她一贯的淡泊，总把郭永怀先生的功劳贡献，下意识地都摊到了他同事战友们的头上。

　　其实，我们早就听老前辈们说过，郭永怀先生自1956年6月回国后就担任了力学所的首要负责人，很长时期一直主持力学所的全面工作，当年这神秘的S2基地就是“力学所怀柔分部”，也是我国火箭及核弹研发的启程摇篮。

李佩先生视察雁栖湖校区S2火箭试验基地遗址修复工程

　　力学所的谈庆明先生，曾给我讲述过一段少有人知的故事——

　　文革期间，中科院的专家们也免不了受到“挨批挨斗”的冲击，导师郭永怀及夫人李佩，以及导师的得力助手林鸿荪副研究员及夫人杨友鸾，“他们四个人中，只有郭先生一人是受到‘特殊保护’的，其余三个都受到了冲击”。

　　由于林鸿荪夫妇俩并无子女，在当时“群众缺房子住”的故意压力下，他俩听从郭永怀先生劝慰而腾出了自己住房，举家搬进了郭永怀李佩家里“合住”。郭永怀先生的房子是专为归国专家兴建的“中关村特13楼204室”，还算宽敞，简单分隔房间之后，两家人也就凑合挤着住下了。

　　合住后不久，郭永怀先生不幸牺牲，而李佩先生、林鸿荪及杨友鸾三人，却正分别遭受“隔离审查”。

　　林鸿荪本就是个性格倔强内向的人，在郭永怀先生牺牲几天后他才从旁人口中闻及噩耗，便央求讨来了登载消息的《人民日报》，盯着白纸黑字的简讯，抱着报纸就失声痛哭，陷入了极度绝望；次日，人们在毗邻S2基地的一个水池里，发现了他的遗体，时年43岁。

　　前后仅仅十来天，这一道门进出的两个家庭，就只剩下了两位遗孀，且竟连“相依为命”都难以做到。因为李佩先生不久就又被迫返回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在1970年又随中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

 

　　直到数年之后文革结束了，在郭永怀先生一位学生的一再奔走鸣冤之下，林鸿荪先生的遗孀杨友鸾女士才有了“落实政策”的新住房。

　　尔后，李佩先生也在中科院高层的直接干预下，从合肥回到了北京。就这套“中关村特13楼204室”住房，从五十年代分配给归国回来的郭永怀先生算起，李佩先生一直住了整整60年。

　　清华力学系一位年逾八十的老前辈李德鲁老师，给我讲了另一段故事——

　　为了配合“原子弹爆炸”“火箭上天”任务的专门人才培养，清华在五十年代中后期“速成”设立了力学、控制、核物理、核化学、精密制造等有关学科专业。

　　我们是1957年的首期“力学班”，同学们是从各大学一年级尖子生里“选拔”进入清华的，郭永怀先生不仅是力学系副主任，还又直接担任我们的副班主任，并一直给我们讲授《流体力学概论》课程。

　　郭先生讲课水平很高，讲课时从不用看讲稿、只在手里攥着几张小卡片，一边讲一边在黑板前来回踱步，不时自问自答。

　　我们在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期间有一堂课，学生们按照上面部署的“要在课堂上批判学术权威”；郭先生那天还穿个燕尾服就来上课了，他站在讲台上，面无表情，似又很认真地听完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扬的“批判发言”，然后平静地淡淡一笑：“你们都说完了，但你们说的，我都不懂；咱们还是上课吧，我来说我懂的”，接着就又开始了儒雅“学术权威”侃侃而谈的讲课。

　　“郭先生，就是个纯粹的学者”，李德鲁老师如是评价。

　　照片上的郭永怀先生清瘦斯文，“两弹一星元勋”的盛名力学家，竟又能在生命的紧急关头，还有着与警卫员一起用血肉身躯保护珍贵资料的英烈壮举。

　　同样看起来清瘦弱小，且已耄耋之年的李佩先生，尽管历经了几十年的坎坷磨难，却一直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矢志不渝，并始终有着非凡的淡泊笃定和坚毅刚强。

　　这一对传奇不朽的伉俪，在他们高知、高智、高尚的身心和灵魂里，蕴藏着多么惊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心中永远的“精神贵族”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关村的明灯”“中科院最美玫瑰”“最严厉的慈爱老师”“最好的教师”“永远年轻的老人”……人们对李佩先生的诸多赞美，她当之无愧！并且，李佩先生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一位完美无瑕的“优秀党员”！

　　在她老人家99岁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地有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慈爱、对亲人的珍爱。

　　在她中共党员的36年历程中，持之以恒地保持着对组织的忠诚、对理想的追求、对工作的负责、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也许，这本来就是她品格情操的本性展现！她那平凡而又卓越的一生传奇，她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言行举止，令人挑不出任何瑕疵。

　　李佩先生素来是非分明，并且直言不讳，不管面对多大的达官贵人、议论多大的事情，老人家都会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意见相左时，仍会平缓但坚定地直言：“我觉得这事儿不对”。但李佩先生又从不干预学校的决策和工作，更不会对外语系后辈晚生们颐指气使，既能关心关爱地提出明确的意见建议，也会尊重学校及外语系的决定或解释说明。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接到老人家的来电：“我是李佩，现在不打扰吧？跟你说个事儿，力学所的一个老研究员一直在学校讲课，都讲了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不让他上课了……”

　　经了解，原来是物理学院正在进行课程精简，按照学校“70岁以上一般不再担任教学量较大的基础课”规定，就没再给这位老研究员排课了。

　　当我及时向李佩先生电话反馈和解释了实际情况，老人家却在略有迟疑之后，仍又坚持说：“可以服从你们的规定，但我还是觉得这并不妥当；愿意给学生讲课，并且也还能胜任的，就该支持他们来上课嘛”。

　　鉴于是李佩先生提的意见，且这位老研究员讲课也很认真，此类情况还有一定的普遍性，随后学校就对规定作了变通完善，留出了一些教学量偏低的专业课窗口，专供各研究所一些年纪较高的老专家们来开课，并也统一纳入了学生自愿选课的规范管理中。

　　李佩先生一贯生活简朴，或许还说得上是极致节俭的安贫乐道，家里的家具全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痕迹，但却把毕生积蓄的丰厚款项，全部捐作了奖学金。

郭永怀李佩郭芹一家三口

　　有一次到家里看望老人家，因午饭时间已到，李佩先生执意要留我在家吃饭，两碟青菜、半碗米饭、清淡小汤，她仔细吃尽了碗中的最后一颗米粒。偶尔保姆不在，老人家也会容许我进厨房去烧水沏茶，见那水壶、暖瓶、茶壶、茶杯，无一不是几十年前的旧款器皿。家里的桌椅板凳、沙发茶几、梳妆台，虽都极尽干净整洁，但也是显透着历经了几十年的陈旧物件。

　　我曾“多事”，劝老人家换两只舒适一些的沙发，她却淡淡一笑：“都是老郭在时的东西，还好好的，我舍不得。”

　　李佩先生从未向学校提出过任何一件自己的私事，更不用说任何不合理的利己要求。反倒是，对中科院一再要为她改善住宅的安排，多次决然拒绝；对于各种应有的照顾，也一概婉拒。

　　前些年，李佩先生身体尚好，她在中关村牵头组织的离退休老年人各种活动十分活跃，各行业的名家大师，都会被她邀请来说科学、讲健康、谈形势。她也为举办这些活动而在中关村各研究所之间来回奔波，既不要陪护，也谢绝用车接送。

　　学校担心中关村地区车水马龙交通状况的不安全，一再希望她出门就跟学校要车，并责成离退休办公室作为“任务”来落实，但李佩先生却长期“不领情”，依旧坚持往返步行。偶尔因为接送其他人员需要而动用了学校的车辆，老人家在见面时就会对我说，什么时候用了车，然后再加一句：“算是又听了你的建议了啊”。

　　老人家一直“忙得很”，她不知疲倦且不停地张罗着各种活动，她的声望也足以邀请得了任何名流贤达的报告讲座，使得中科院中关村离退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但老人家又“闲得住”，往往是陈旧茶几上的几份报纸、几本期刊、一杯清茶，她戴着老花镜，倚坐在极为简单的旧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从早到晚就是一整天。

　　记得在2011年，李佩先生应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邀请，在学校大礼堂给同学们作了一个励志报告。现在算来，这是她老人家的最后一次大型报告，时年已经93岁高龄。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李佩先生讲述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为共和国作出宝贵贡献的事迹，也讲了李政道等著名华裔科学家心系祖国的故事，但唯独偏偏对郭永怀先生却言及不多。

　　这个报告之后，我感慨地向家人和朋友说起。我那北大刚毕业的侄女，少有地央求着“一定要见见这位伟大的奶奶”。

　　在不久后的端午节，我请李佩先生在中关村一家餐馆吃饭过节，也就顺便叫上了侄女；这丫头不仅把同学小朋友也带来了，而且在整个席间还少见的拘谨规矩，又显然克制着兴奋激动，两眼一直闪烁着崇敬钦佩的光亮，不时小心翼翼提个问题。

　　看着两个一反常态而毕恭毕敬的20岁出头小姑娘，我心里在想，虽然李佩先生的女儿不幸英年早逝，但先生的精神，却感召着无数我等后辈诚愿作为子孙儿女，且代代相传！

　　李佩先生有着晚辈们的敬仰，也有着同辈人的敬重。

　　李政道先生个性很强，耿直倔强广为人知，从不在意任何显赫名流或达官贵人。但李政道先生每次来到北京，就一定要见李佩先生。并且在每次见面时，李政道先生一定要到门口迎送李佩先生，往往又总是要亲自开车门、关车门。若是一起吃饭，李政道先生一定要跟李佩先生相邻而坐，坐下之前又一定要为她拉开椅子，恭候她落座。

　　算下来，李政道先生比李佩先生只小8岁，权威人士柳怀祖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同在美国时期并没有交集，但李政道先生一直很敬重郭永怀他们这一拨人，并且跟李佩先生还有CUSPEA项目的共事。”想来，李政道先生的这份“敬重”，不仅仅是出自于个人友谊，也当有着对“这一拨人”非凡奉献祖国民族的钦佩情怀。

李佩先生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若要说起这份“敬重”，还有那一大群自诩“郭永怀先生和李佩老师的学生们”，体现得更为充分。其实，在李佩先生的一生中充满了慈爱和博爱，也换来了无数后辈们对她老人家的崇爱和敬爱。有一个“铁杆学生四人组”，是由力学所刘剑峰、谈庆明、李家春、李伟格这几位年龄跨代的“学生们”组成——

　　每逢春节，他们都要设法陪伴或者邀请李佩先生到自己家里，一起愉快度过除夕；在近二十多年来，从不间断，无一遗漏；

　　在李佩先生日常生活中，他们履行了“管家”职能，无论是季节更替的问寒问暖，还是保姆的聘请，处处精心；

　　在近年来李佩先生体弱渐衰的多次患病发烧，大多会被他们“抢先”送进医院，治疗方案也都由他们集体商议决定；

　　当得到学校肯定答复：“李佩老师的治病，无论任何医院、不计任何花费，必须满足”，他们会相告放心，欣慰赞许；

　　这四人组里的李伟格女士，曾是郭芹的同事，也是四人组里最年轻的一位，李佩先生晚年在中关村组织的数百场各种报告讲座活动，都是李伟格协助张罗。

　　也还有更多的“郭永怀先生和李佩老师的学生们”，从力学所的马维、学校的马石庄等这样一批六十岁上下的相对晚辈，到年逾七八十岁的刘剑峰、谈庆明等这样一批老专家们，他们在学业和生活上，都跟李佩先生保持着几十年的密切联系，多年来一直有着平日里的频繁看望，生病期间的必然到场。

　　这样的“敬重”，更也体现在党和国家对“这一拨人”的重视和关心。这十几年来的每逢节假日，多会有中组部、中科院的领导，以及郭永怀先生任职过的清华大学领导，常到李佩先生家里探望慰问，关心备至。去年5月，老人家生病住院，先是在中关村医院特护病房；后经中科院及时提出申请、中组部主要领导支持下“破例安排”，于6月底老人家病情稍缓而便于挪动时，又转入了顶级条件的中日友好医院特护病房；直至临终前的那个傍晚，中组部和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又赶到了老人家病床前。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看望李佩先生

　　李佩先生住院的最后几个月里，在身体时好时坏的医疗过程中，但凡老人家稍能动弹，就一定要勉强地自己吃饭喝水、顽强地自己到卫生间大小便；明确叮嘱不允许“有创抢救”，并在一有知觉时就拒绝“鼻饲进食”。

　　在最后日子里，老人家已经无力言语，无人知晓她最后还在想什么、还想再说什么，但一定会有着对这个亲历了99年世界的依恋不舍，一定也会有着她那一贯的从容镇静和淡泊笃定，并竭力保持着生命尊严。

　　李佩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月17日在八宝山举行。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面对着前来采访的记者，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李佩先生的渊源——

　　他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有幸成为李佩先生课堂里的学生，“她对教学要求的严格，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关怀和慈爱，极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他细数了兼任研究生院院长的13年间，李佩先生十分关心支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种种往事，“她一直是我们教师的楷模”；

　　他还表达了对李佩先生的尊敬和不舍，“这些年来无论多忙，每逢节日我都一定要去看望她”；

　　当被问到“您此时最想说一句什么话”时，白春礼院长不由得把与记者对视的目光抬起，缓缓投向远方：“她永远活在我们科学院十万师生的心里！”

　　李佩先生的后半生，与学校和力学所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她过世后没几天，我同力学所所长樊菁、前党委书记周德进在开会时就自动凑到了一起，谈起了李佩先生。我询问“骨灰安葬”事宜，樊菁所长说：“李先生有过交代，她的骨灰要跟郭先生的合葬在一起；她侄女代表家属的意见也明确了，等清明节前后。”

　　力学所的院子里，有一尊郭永怀先生的雕像，是由他学生们在九十年代自发捐款而建造树立的。当年是由李佩先生做主，不仅郭永怀先生的骨灰，而且把一起英勇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安放在了一起。

　　回想老人家的晚年时光，不禁深深地感激那些关心照顾她的人们——

　　李佩先生的外甥女袁和、侄孙女郭哈立，在近两年来老人家渐渐变得身体孱弱、频频患病的时间里，她们日日夜夜守候在身边，帮助老人家顺利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难关；

　　还有学校离退办的周晓慧同志，以及高银相、王军等同志，近十多年里的忠于职守，无微不至的悉心认真，让她老人家晚年生活有了精心照料；

　　也还有素不相识的中青报记者从玉华同志，一篇《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不仅文笔翔实、内容丰满，更是饱含并畅流着浓厚的钦佩深情。

　　如今的深深怀念，思忆李佩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言行举止，她老人家始终透着一种“贵族”风范，洋溢着“爱美”天性。多年前，曾在李佩先生家里见到过她珍藏的相册——

　　有几张少女时代的照片，笑容显露着天真活泼，双眼透着青春纯真，显然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

　　然后就是大量与郭永怀先生的合照、一家三口的合影，每张照片上的李佩先生都身着不同款式的漂亮旗袍，彰显着娴雅端庄美丽；

郭永怀李佩郭芹一家三口

　　剩下不多几张她老人家的晚年照片，无不是朴素的装束、霜染的银发、淡定的面容、睿智的眼神，并显现着无比的刚毅和坚强。

　　我们所见的近十几年来，老人家虽然一直是二三十年前款式的旧衣裳，但却总是干净整洁利索；每次在各种场合见到老人家，即便在她家里，头发都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有不易察觉的相宜淡妆，显得简朴精致、精神矍铄。

　　她这耄耋老人的仍旧“爱美”，既让人肃然起敬，也被人誉为“中科院的最美玫瑰。”

　　其实，我觉得李佩先生更是一位“精神贵族”。既是一支永不凋谢的“最美玫瑰”，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最好教师”，还是一名完美无瑕的“优秀党员”。

　　在她老人家逝去的这些日子里，有人说“她带走了一个时代”。但我觉得，她和丈夫郭永怀先生的他们那一辈人，已经在为了新中国“独立自强”的那个伟大时代，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辉煌贡献；而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那些高尚精神，不仅属于他们的时代，也属于中华民族的现在和将来时代，并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的千千万万后来者，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和民族“兴旺强盛”而奋斗不息。

　　并且，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更需要千千万万郭永怀、李佩先生这样的“精神贵族”。

　　李佩先生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不朽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