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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巍:古丝路语境下的中国发明

2019-10-10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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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揆诸“四大发明”一词演变,其源出于欧洲学者的“三大发明”,随后“三”增为“四”,并在中国流传,时间共不超过四百年。在对古代文明了解愈加全面的今天,一些研究者提出超越“四大发明”的中国古代“三十大发明”或“88项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探讨知识的发展史,尤其需要历史语境,而不是以今人视角为准。量度古代中国发明的意义,则必须重视与古代中国直接接触的近邻们的“用户体验”,而不是跳过欧亚大陆中段的大片区域,到遥远的欧洲寻找只言片语的认同。

  中国显然并非所有古代重要科技领域的原创地,但通过无与伦比的消化融合能力,“中国制造”成为古代丝路上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以中国周边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为基础,从历史实境出发来反观融合后创新并高出一筹的中国发明,无疑能让我们更加贴切真实地体认先人的智慧与成就。当然,在每个历史阶段,可堪代表中国制造水准的发明创造种类也是动态变化的。

  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制造”的早期认识几乎只能从考古遗迹中获取。于年代方面,则难以找到早于战国的源于中国的遗物。公元前6至3世纪分布于阿尔泰山北麓,形成巴泽雷克文化的游牧民,通过向周边地区卖出马匹,积蓄了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商品。墓葬所出遗物中,除一辆中国设计风格的大型四轮马车外,更引人注目的还有原产自楚地的铜镜和战国风格丝织物。

  这些产品有些饱含深厚的技术积累,有些展现出优雅精致的制作工艺,还有些则涉及难以企及的奢华原料。它们通过巴泽雷克等文化中转,进一步传播到北面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面的东欧大草原等地。古罗马作家曾悲叹中国丝绸不仅吸去大量黄金,同时还助长追求奢华的社会风气。尽管各国奢侈品都使古罗马这样的消费主义帝国黄金外流,但仍不难窥见中国发明在外来珍奇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到西汉时期,中国官营作坊生产的漆器,则通过和亲等途径大量流入匈奴,成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陪葬珍宝。可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发明,是备受近邻们青睐的车辆、铜镜、丝织品和漆器。

  数百年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治下的首都巴格达,同唐都长安一样,万邦来朝,商旅凑集。这个文化勃兴时期的文献记载骤然增多,其中不乏盛誉中国发明的文字。生活在巴格达的文化名流贾希兹(776-869),在其《论市场监察官》中提到从各国进口的货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有“优质宝剑、丝绸、大瓷碗、纸、墨、孔雀、快马、鞍鞯、毡、肉桂、大黄”。在数量上中国商品与来自拜占庭和波斯古城伊斯法罕的货物相当,略多于印度。但后面几处的出产多为动植物、矿产甚至奴隶。唯独中国以工艺品为特色。

  贾希兹的文字在随后几个世纪中被多次援引,在此基础上各地作者又有所增益。中亚加兹尼王朝的文人撒阿利比(961-1038)在其《珍闻谐趣之书》里提到中国时,开宗明义地对中国产品赋予极高评价:“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撒阿利比指出除精美透明的瓷器、可追溯到中国的撒马尔罕纸以外,中国人在塑像和绘画方面也拥有举世罕见的技巧。中国画家不仅要在呈现出笔下人物的神情形态,还要更加力透纸背地刻画出人物的灵魂,辨别出其笑容蕴含的究竟是嘲弄、困惑、莞尔还是惊异。

  对中国制造的模仿在西亚一直在进行着,但大部分时间内,当地工匠最终收获的是叹服。波斯作家穆罕默德·花德米尔(逝世于1534年)记录了赫拉特(现阿富汗西北部城市)一名在金属器皿上绘制图案的工艺大师,曾数次尝试烧制中国瓷器,但经过不懈努力,他始终只能制作出形制与中国产品极为相似的器皿,但在颜色和纯净度上则仍稍逊一筹。直到19世纪,中国工艺在伊朗仍然保持卓然地位。一名英国观察者记载,伊朗画师称赞了欧洲画师的技艺,但仍指出“中国画师对色彩的运用是超绝的”。

  “中国的特产包括纸张,它很快驱除了此前使用的埃及莎草纸和羊皮纸,这是因为它更美观,更柔软,更易搬运,书写也更便利”。中国造纸术由怛罗斯之战的俘虏带入撒马尔罕,又很快从这里传播到巴格达。欧洲人最初并没有将造纸术列入中国大发明,但阿拉伯作者从未遗忘它的中国源头。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列举读者容易找到的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和阿克伯《中国志》(汉译本见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等关于中国发明的记载。从丝路实境来看,有一种认识自古一以贯之,即中国发明在丝路上的近邻,也就是西亚和中亚作家眼中,已经远远不只瓷器、纸张、丝绸、宝剑、工艺美术等具体事物(这些器物往往并非最早出现于中国),而更是一种在融汇各地之长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画龙画虎亦画骨”的工匠精神的无尽追求。抚忆往昔,这无疑是更加值得国人自豪和深思的历史遗产。

  《西游记》中乌鸡国太子曾如此评论唐朝:“你那东土虽是中原,其穷无比。”这借异域口吻透视中原风物的妙语,反过来提醒今天的我们:遥远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容易带来认识上的偏颇。翻看中世纪阿拉伯史料,无论是在大马士革、开罗还是非斯,其市场之繁荣,以及古代中国未尝发展但常见于西亚的科技领域很多,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如钻石般拥有多个切面;即便如此,中国发明在其他切面依然拥有杰出地位。因此,根据原始资料来全面考察丝路文明,既能获取对其他文明的准确认识,同时也有益于更加准确地定位中国科技成就。

  (作者:陈巍,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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