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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北京正成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中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9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上海浦东实行特殊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以金融商贸中心为主的发展。此后，人们就期待着我国北方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也出现类似浦东开发那样的“国家行为”的“政策高地”。

　　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正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务业的基地，早已是我国的“政策高地”。这一重要性质不像东南沿海和浦东开发那样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纲领规定的，而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有些也是长期发展态势的自然延伸）。国际性的高端服务业机构（国家、大洲等地区总部）进入我国，需要与我国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合作，它们的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30多年来，总部设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中国金融资源的半壁江山，其中，对金融市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和监督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在北京，北京拥有11家保险公司的总部。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工商银行、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拥有国内前十家最大规模资产的企业，它们每一家的资产都有上万亿元至数万亿元。它们的总部在首都北京，也自然会产生大规模的总部经济。

　　北京已成为全球拥有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2012年经国家商务部认定的各类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127家，其中，世界500强地区总部84家，包括日、美、英、德、法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地区总部。2013年北京有48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这个数量首次超越东京，成为全球聚集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这说明，北京是全球大企业最向往的城市之一。

　　根据2010年北京市国资委的数字，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已达到165家，占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总数的40%。此外，北京还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央企总部，在国资委管理的136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104家企业总部设在北京。

　　这些情况突出表明，北京已经是大批国内外特别是国际经济机构云集之地。北京高端服务业的持续发展，正在为我国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极为重要的机遇和条件。近年来，北京金融业的GDP也已经超过了上海市。

　　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也都是由于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如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这种情形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立的，这是因为这两国都是移民国家，经济中心早已在港口城市（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形成。独立建国后，由于各自的政治原因作出了新建首都的决定。这属于特殊情况。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然会逐步形成2~3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布局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具有成为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不仅仅可以建成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该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

　　高端服务业行业在城市群核心城市的高度集聚，可以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这种效应来源于：（1）这些行业服务（控制）范围广，对信息依赖程度大，其区位在信息流的“节点”（城市）具有及时、准确和共享的效果；（2）这些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可以有利于管理理念、合作和竞争策略、危机应对策略等隐性知识的传播；（3）这些行业之间需要相互密切合作，这种合作程度远比制造业的垂直产业链和横向产业链的合作更深刻。

　　北京的污染和人口规模过大 并非“经济中心”功能所致

　　经过以往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现在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三大产业的70%以上。第二产业只占不到1/4的比重，而且也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北京地区的污染，并不是首都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带来的。

　　此外，北京人口规模过大，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肯定不是主要因素之一。恰恰相反，单位国民经济增加值所需要的就业岗位，高端服务业仅仅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1/5~1/3。建设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北京的外围多年来聚集了大量污染环境的中小企业，是需要且可以解决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