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及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突发性与不可预见性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科技创新治理的新常态，明确不同创新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职责、权利、责任与义务，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及科学共同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密切不同主体、要素、部门机构、地域区域、体制机制间的协作关系，是完善科技创新治理的基础逻辑。
　　战略布局更加注重全面创新。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国家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强调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以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从“科技发展小局”到“创新发展大局”转变，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新常态下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定位，充分发挥新型智库、民主协商、公众参与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常态化的决策咨询、民主协商和公众参与机制。亟待成立建制化的国家科学技术创新咨询委员会，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治理体系、发展趋势、未来需求、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及方向选择、规划计划管理、资源配置、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及科技智库建设等重大科技决策及相关改革方案进行评估，提出优化调整的科学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
　　战略主体更加重视社会大众。传统知识、技术、国防、区域、中介五大创新体系建设容易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创新生命共同体。全面创新将科学、技术、产业和社会各界都纳入到创新主体之中，统筹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活动、创新环境及开放创新，强调依靠产业化创新培育和形成新增长。重视为众多小微企业和创客搭建“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更加关注普惠性创新创业政策、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氛围，旨在实现依托力量从“科研小众”到“创新大众”转变，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创业的新风尚。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新常态下国家创新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全方位、一体化设计科技创新体系及治理体系改革，以价值创造为导向，改革科技奖励和评价体系，分类激励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既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创新骨干、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引领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企业、新型研发组织和创业者的技术创新主体和创业带动作用，广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草根创业，提高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青年的创新创业热情，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信息等创新要素充分活跃起来，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与持续发展潜力。
　　战略目标明确要求赶超引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快速增长，科技创新实力稳步提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整体缩小，一些重要领域正在孕育新突破，科技创新总体上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立足科技自身发展，大力强化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稳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又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速重大成果产出应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全局，推动科技全面融入经济社会主战场。夯实创新基础，不断培育、扩大领先优势，持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从“跟踪发展”到“赶超引领”转变，推动科技创新跨越发展。因此，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科技创新的领先与差距，在确保各部门专门使命导向研究的基础上，协调跨部门区域的资源来配合国家重点优先领域的发展，将新增研发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跨部门的研发计划上。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细化目标导向，动态选择更具发展前景和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双边及多边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性国际创新网络，提升“开放、学习、包容”能力，广泛获取并有效利用新的创新要素，开发新的创新潜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生态位。
　　战略路径更加强调统筹优化。优化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是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基础保障。未来的研究与创新需要发展更多、更广、更强、更专业的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中央、部门及地方伙伴关系，官产学研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跨国伙伴关系等。国家将综合运用财政科技等政策工具，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有机衔接，引导全社会资源向科技创新集聚，实现从“小投入”到“大投入”转变，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多方投入科技创新的新格局。因此，需要确保新常态下基础研究等长期资助目标的稳定支持，统筹研发与创新的近远期发展，对五大类科技计划体系进行一体化部署，以建设公私合作研究及技术转移机构、研究团队和培训基地，设立公私合作创新基金，资助公私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项目等方式，建立全过程多元投入机制，通过专业化资本运作和精细化项目管理提升政府投资的引导放大效应，加速高市场潜力和高应用前景的技术研发、服务推广及产业化，形成规模化创新能力，合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