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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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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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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科学院领导人新任免程序
    2月上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总理周恩来本年1月29日提出的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任免程序的提案。提案指出:“中国科学院过去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一个组成部分。院长、副院长是由政务院提请人民政府主席任命的。现在,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受国务院指导。因此,院长、副院长的任免,建议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根据此次会议决定,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重新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副院长。

  各地纷纷建立中国科学院分院

  1956年初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有些省市要求在本地建立中国科学院分院。中国科学院表示只可在条件成熟的少数地方重点试办,一般暂时不建。本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并开始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次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建立中国科学院分院。会后,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纷纷建立分院及所属研究机构。当年先后成立了安徽、陕西、浙江、江西、武汉、吉林、江苏、兰州、云南、河北、广州、山东、四川、上海、黑龙江分院;1959年成立内蒙古、青海、湖南、山西、广西、辽宁分院;到1960年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分院及其下属科研机构。

  然而,这26个分院中,所属研究机构,多数缺少研究人员和设备,任务方向也不明确。研究机构只有少数大学生和中专生。有的分院一下成立数个研究所,但没有一个研究所配备专职所长。甚至,有的分院是先挂上了牌子,实际并没有独立研究机构。至1961年11月,贯彻“八字方针”,在大跃进中由地方成立的研究机构脱离科学院。其中也有少数保存下来,得到发展,并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京区各单位举行“跃进誓师会”

  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科学院也卷入浪潮中。6月3日至5日,院京区各单位举行“跃进誓师会”,提出“苦战二十天,向院党代会“献礼”。到7月1日,院机关第二次党代会在京举行时,有43个单位向大会献礼972项,其中有102项被声称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0月4日院北京地区举行了有一万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国庆献礼祝捷大会。各单位向主席团献礼2152项,据新华社报道,称这2152项成果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66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项。在“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一次次的献礼,搞乱了科研秩序,在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并造成了不良后果。

  研究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建成

  1955年4月,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同年,钱三强、彭桓武等赴苏参加“一堆一器”的设计审查。随后中国又派出26名科技人员赴苏学习反应堆、加速器技术和理论物理、实验物理。

  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在房山坨里地区建成并正式运转。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9月27日在工程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生产典礼。参加典礼仪式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聂荣臻等。典礼仪式由张劲夫主持。由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签字验收。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质子静电加速器等一批设备也先后交付使用,使中国的核科学研究的技术装备和实验手段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

  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

  为加强原子核科学的学术活动,经中央批准,1958年7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竺可桢、吴有训等25位科学家。同时批准成立属于该委员会的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吴有训任主任委员,赵忠尧、严济慈、陈凤桐、杨承宗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童第周、尹赞勋等10位科学家。

  原子核科学委员会成立后,首先组织有关所建立了原子能化学联合作业组和反应堆材料协作小组。1958年12月,召开稀有金属会议,组织地质所、矿冶所、应化所、冶金陶瓷所等单位,部署稀有金属矿的采、选和材料研究。1959年8月又组织化学所、应化所、有机所、石油化学所(大连化物所前身)、兰州石油化学所分所(兰州化物所前身)、原子能所制定了原子能有关化学研究工作联合作业协议书,确定以铀钍化学、有机萃取剂、离子交换树脂和金属腐蚀化学的系统研究为重点,对各化学研究所的工作做了协调和分工。

  提出早期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

  苏联和美国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建议中国也要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张劲夫把这一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中央全会上, 1958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同意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聂荣臻委派张劲夫、钱学森、王铮(国防部五院副院长)负责卫星规划。

  7月,院党组向聂荣臻呈送了卫星研制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分工是:运载火箭以国防部五院为主,科学院配合;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五院配合。

  8月,院召开会议。决定由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负责拟定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并把卫星研制任务定为院1958年头号重点任务,代号581。为此成立“581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负责组织和协调人造卫星、火箭探空业务。会议还议定成立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与运载火箭的研制,设由郭永怀、杨南生任正、副院长,钱学森指导全面工作;第二设计院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吕强任主任,陆元九、张翰英、屠善澄为技术领导;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与空间物理研究,赵九章、钱骥为技术指导。这三个设计院分别为力学所、自动化所和地球物理所的二部。经过两个月紧张的组织工作和试验研究,已完成运载火箭结构图和两个探空火箭箭头模型;高能燃料和高温合金研究工作也取得进展。

  在“大跃进”高潮中,10月5日,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送报告,提出除继续配合五院的工作外,科学院也组织一支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双方采取不同途径,齐头并进。五院以仿制为主,先从一般燃料入手;科学院则完全靠自己摸索,从高能燃料入手。为此,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经与上海市委协商,把第一设计院迁往上海,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工业基础。该院对外称“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由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随后,院又提出《组织科学院有关所及有关方面力量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草案)》,这个方案总的要求是“苦战三年(1958-1960),实现上天”。

  光机所研制完成“八大件”

  到本年8月底止,光学机精密机械研究所已先后完成八种光学仪器的研制,被称为“八大件”。这八种仪器是:中型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特宽度多倍投影仪、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子衍射仪、高精度经纬仪和红外望远镜。这些光学仪器先后被用于科学研究,有的转让给工厂生产。

  中国第一批锗高频晶体管问世

  根据“四大紧急措施”的部署,1956年在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内,在王守武等的领导下,开展半导体锗的研究工作。除本室研究人员外,还集中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华北无线电元件研究所、南京工学院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院内外共约40余人。他们研究锗单晶的提纯和掺杂工艺,并进行锗晶体管的研制。到1958年初,已能够控制锗单晶的导电类型、电阻率以及少数载流子寿命,达到了器件生产对材料的要求。同年8月,用合金扩散法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批锗高频晶体管。这一成功,为研制锗晶体管计算机创造了条件。计算所随即提出与物理所协作研制锗晶体管计算机(代号109乙机)。并商定由半导体研究室所属的中间试验厂承担109乙机的晶体管批量生产任务(该中试车间因而改名为109厂)。109厂自1958年至1960年秋,先后为109乙机提供了12个品种的锗器件14.5万只,保证了109乙机的顺利研制。

  林土所提出包兰铁路固沙措施

  包兰铁路有一段穿过腾格里沙漠,若在此段不能防止风沙吹蚀路基沙粒在铁路上停积,火车就要改变路线,绕道而行,须为此修建两座黄河大桥,从而大大增加工程费用。

  1956年,林业土壤所承接腾格里包兰铁路沿线固沙造林的任务。该所早在五十年代初,就与辽宁省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合作,进行定位试验。总结出乔、灌、草相结合“植物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的综合治沙方法。1956年接受新任务后,该所在有关单位协作下,在沙害最大的沙坡头附近,研究植物固沙的可能性,查明流沙移动规律和沙地的植物立地类型。于1958年8月提出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固沙方案,于1959年建成试验站。1964年根据试验和考察结果,与铁路部门协作,按林土所的固沙方案,进行设计、施工,使包兰铁路在腾格里沙漠地区畅通无阻,为包兰铁路顺利通车做出了贡献。

  成立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

  新兴学科被置于重要地位。科学院承担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任务中重点发展的16个学科,几乎都是新兴学科。由此发展起来的研究力量,陆续承担了国防部门委托的任务。到1958年下半年,全院已有和正在筹建的研究机构有77个。其中以大部分力量发展尖端技术和承担国防任务的研究所有11个;以主要力量承担国民经济中重大任务,同时以少部分力量配合国防尖端的研究所有14个。

  根据国防部门的要求,为了加强对国防尖端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本年9月1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碰头会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作为院党组抓国防尖端研究的办事机构,并决定由院计划局副局长谷羽兼任办公室主任。

  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之后,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而科技人才缺乏,从高等学校分配的毕业生远远不能满足中科院的需要。参照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所系结合的经验,1958年5月9日,院党组向聂荣臻和中宣部呈送了院办大学的请示报告。6月2日得到中央书记处批准。6月8日成立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仅用三个月,就筹备就绪。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西郊正式开学。首届招生1600名。郭沫若兼任校长,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郁文担任校党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等参加了开学典礼。聂荣臻在典礼大会上讲话,他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诞生,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科技大学的专业设置,着重考虑中国急需的薄弱和空白学科,特别是原子能和空间科学技术有关的系和专业。其中有些是国内首次设置的专业。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聘请了院内及各所的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九章等30多人兼任基础课教师和校、系、教研室负责人。并设想高年级学生都到研究所实习,毕业班学生到研究所作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从而培养、提高他们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的适应能力。1970年初,举校迁安徽合肥,科大与研究所的这种联系也相对削弱。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观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

  为使院内各单位相互了解,与院外有关单位加强协作,并向中央和各有关部门汇报工作,举办了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展览会自1958年6月着手筹备,在中关村新建的实验大楼对内展出。10月5日开幕,11月9日闭馆。院绝大多数单位都参加了展出,共有展品3000余件,其中主要展品136件。展览共分五个馆。第一馆是新技术和数理化,第二馆是技术科学,第三馆是综合考察及地学,第四馆是生物学,第五馆是图书、情报和编译出版。此外,另有一个保密馆,专门展出机密性较大的尖端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

  参观展览会的有院内外445个单位38392人次,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聂荣臻等先后到展览会参观,并对有关展品做了详细询问。

  展览会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有些展品不够成熟,有些展品水平一般,但也有不少展品在当时属于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派出“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

  为了探索在中国发展空间技术的途径,根据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协定,中国科学院于10月16日派出“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团长赵九章,副团长卫一清,成员 有杨嘉墀、钱骥等。代表团在苏联考察73天。由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考察受到冷遇,未能洽谈合作和技术援助。但通过考察、访问,代表团进一步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的难度。代表团回国后提出:发展空间技术要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应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并建议推迟正在进行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把力量转移到探空火箭上来。这些建议比较实际,对以后的计划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

  院党组提出“三大抓”

  院党组在总结半年多科学工作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三大抓”,用以弥补“以任务带学科”提法的不足。1958年11月7日,向中央呈送了题为《科学工作的大跃进需要向前推进一步》的书面汇报;1959年1月11日《科学通报》刊登由张劲夫署名的与上述汇报标题和内容相同的文章。文章肯定“以任务带学科”是一种好方法,但也指出,用具体任务带不起来的某些基本理论和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则要重视从学科角度加以安排。在具体任务解决之后,要真正注意把学科带动起来。文章提到,为了实现中央科学小组提出的提前五年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号召,中国科学院要抓紧三大重点任务:一抓尖端科学技术;二抓国民经济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三抓基本研究。这就是“三大抓”,后来把它简化为“抓尖端、重大与基本”。

  “三大抓”,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以原子能利用和人造卫星上天的研究为重点,同时发展电子学、半导体、自动控制、计算技术、高温合金、高能燃料、超高压、低温、超真空等一系列新技术,把几十个学科带动起来。在国民经济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方面,主要是:第一着重解决当前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强化冶金过程、农业的少种密植多收以及“小土群”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如土法炼铝、用于人民公社的煤的综合利用。第二是重大的综合性问题,如矿产、海水、粮食的综合利用,沙漠防治。第三是带有远期性的开路工作,如西藏考察与开发,地震预报,天气控制等。在基本研究方面,一是重视总结群众经验上升为理论。二是对于间接结合实际的理论工作和探索性的理论工作要得到重要结果。三是适当重视基本资料、数据的积累和研究分析工作,如大地图集、动植物志等。上面提到的某些具体研究任务,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作为组织科研工作方法与口号,“三大抓”无疑是比“以任务带学科”更全面、更正确。

  国务院批准关于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报告

  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是保存在地层中的古生物遗骸,是地质工作者鉴定地层、了解地球历史的主要根据;是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研究生物起源、进化历史的珍贵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的重要资料。因此,古生物化石在科学上有重大价值。地层中埋藏的古生物化石是经过数十万年甚至数千万年,长期在地层作用下天然形成的,可采集的数量有限。故世界上科学较发达的国家均有关于保护化石的法令。新中国成立以前,列强国家有许多考察队来中国掠夺古生物化石。同时,由于古生物化石在中国作为“龙骨”、“龙齿”入药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因此在古生物化石产区,农民以从事采药挖掘由来以久,也使之受到相当破坏。

  为保护古生物化石资源,院于1957年11月10日召开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会议,本着一方面能够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医药需求的精神,起草《中国科学院关于禁止随便采掘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的报告》,提出多项保护措施。建议应加强宣传,使全国在兴修水利和其他各种建设工程中,如发现化石,应与文教部门联系,共同商定挖掘办法;建议医药卫生部门研究“龙骨”“龙齿”的医疗价值及代用品,以节约这类化石。本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

  获得中国第一根硅单晶

  由于硅的资源远比锗丰富,且半导体硅器件的性能比锗器件的性能更为优越,所以在开展锗单晶和锗器件研究之后不久,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在林兰英领导下就开展了硅材料的研究。并于1958年生长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在此基础上,1962年用直拉法制成无位错硅单晶。随后又研究了区熔单晶中位错密度与生长条件的关系,找到了生长低位错密度区熔硅单晶的最适条件。在国际上对中国设备禁远、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靠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半导体硅材料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在1960年全面开展半导体硅器件的研制创造了先决条件。

  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出版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张文佑主持下,编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比例尺为1∶400万的中国大地构造图和说明书《中国大地构造纲要》。从大地构造图上,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地壳在各主要构造阶段的发展历史,而且可以从断裂的延伸、沉积构造的特征、隆起和凹陷的范围以及岩浆活动的情况来推测矿产的分布。因此,它除能说明中国地壳发展概况外,还可以做为编制成矿区图的依据,对地质矿产普查具有指导作用。《中国大地构造纲要》不仅是中国大地构造图的说明书,还可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参考书。全书共分九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大地构造的轮廓与特征,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地质发育史、各时代的岩浆活动和沉积建造以及大地构造对矿产的控制,还包含了一系列古构造示意图、新构造示意图以及主要矿床的成矿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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