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示科学院为发展原子能事业做工作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讨论并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大力培养人才，并指示科学院要做几项工作：(1)责成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帮助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帮助清华大学办“工程物理系”，学生从全国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2)让科学院从国家派到苏联和东欧的理工科留学生中，挑选300余名转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3)科学院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由宣讲团宣传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另指示由军委政治部选派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政工干部李毅到近代物理所任副所长，另选派3位任所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柯夫达提出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国全国性科研工作的建议

　　1月，院长顾问柯夫达提出《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提出了建立与发展某些学科、科研机构的合理布局、综合研究中国的生产力和土地资源、着手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加强科学院与高校、产业部门的合作、设立学位学衔等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中国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中提出来的最重要科学技术问题。2月12日、4月7日，院党组和郭沫若院长先后向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报告柯夫达的有关建议，称柯夫达的建议中，有许多工作涉及范围很广，需要由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共同进行，为此提出建议：由国家计委、科学院、高教部及其他有关各部组成“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委员会”，以着手制订全国五年的与远景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在国家计委下设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局，作为管理科学计划的专业机构。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时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

　　陈毅在院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工作方法等问题

　　3月7日至19日，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陈毅参加会议的后一阶段，并在3月19日为会议作总结时指出：党组织在在科学院工作，不能搬用行政、部队和党(内)的工作方法，要结合科学院的具体情况，创造在科学机关的工作方法。在科学院不应该提“反对单纯技术观点”的口号，因为科学家就是要搞科学，党在科学院是要帮助科学家做工作。要尊重和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如果自己不懂又要去包办，工作必然搞不好。

　　在研究所中普遍建立学术委员会

　　3月17日，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决定分发各研究所执行。按《规程》要求，为加强学术领导，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应设置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在所长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任务为讨论研究所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向，审查研究计划与科研干部培养计划并督促其执行；审查研究所的科学工作报告与总结讨论并评定研究所内研究人员的重要科学论文与著作；检查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并向院务常务会议或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初步审查并通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及研究人员的升级定级；审查对科学工作者的优秀科学工作的奖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所长、副所长、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或相当于研究室的研究组组长、所内主要科学家和研究所党组织的代表，并邀请院外研究机构、高校和生产部门科学家参加；委员人选由所长提名，学部审议，院务常务会议批准。

　　《规程》下达后，9月26日，石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首先成立，以后各所都普遍建立各自的学术委员会。

　　张稼夫呼吁全党重视科学落后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

　　3月21日，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科学落后与国家建设任务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必须引起全党重视的严重问题。党内在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有：(1)在执行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中，重视解决生产问题，轻视重大科学理论性的研究，错误地把一些大学或专科学生可以解决的问题，让具有高深理论基础的科学家做。这从国家整体利益来看是严重的浪费和损失。(2)在贯彻团结科学家政策中，许多同志习惯地从个人好恶出发，看不惯他们，甚至错误地用对待资本家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对待科学家，同党的团结科学家的政策背道而驰。(3)对于必须在“一五”期间大力规划与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在党内缺乏一致认识。科学事业必须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长，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靠朋友援助。要根据国家15年建设的远景计划来具体规划与组织中国的科学事业。对于那些为将来国家建设所必需而今天基础很弱或完全没有基础的学科，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设法把它们建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和动摇都是十分有害的。张稼夫最后建议，为了保证中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和各省、市党委都应设置主管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

　　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于本年初正式成立，5月25日出发到山西西部进行工作。早在1953年，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科学院曾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黄河中游的一些地区进行过水土保持的调查研究。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于本年成立考察队，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调查，总结劳动人民水土保持经验；研究全地区自然、农业、经济区划和水土保持利用区划；进行重点地区水土保持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合理配置方案。通过以上工作，要求对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提高农业生产和减少三门峡水库淤积等有所帮助。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由马溶之、林鎔主持。参加考察队的有科学院土壤所、地理所、植物所、西北农业生物所、地球物理所、地质所、经济所以及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大学等30多个单位的科学工作者230多人。从1955-1958年，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取得的成果有：(1)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采取农、林、牧、水利和田间工程等各种措施，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2)在完成自然区划、农业区划和经济区划的基础上，提出水土保持、土地利用区划，把全区分成3个大区15区，对每个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提出了方向性意见。(3)在黄土高原完成山西王家沟、曲峪道黄沟等8个小流域水土保持规划和3个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利用规划。经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考察队的试点规划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基本实现了“治住水，保住土，全面发展农林牧”的目的。(4)编制了通俗易懂的《水土保持手册》，供水保工作人员和群众参考，起到很好作用。此外，在地貌、第四纪地质、土壤、植被以及土壤侵蚀规律研究等方面也取得突出进展，丰富了中国独具特色的“黄土科学”，对黄土的成因类型、年代分层等有了新的见解。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

　　6月1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大会的除学部委员199人(有34人请假)外，还有科学院各所、高等学校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共500多人。苏联科学院和波兰科学院的代表团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科学家应邀参加大会。大会听取并讨论院长郭沫若的工作报告，副院长张稼夫关于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说明，以及4个学部的主任或副主任关于各学部的工作报告；通过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和各学部的1955年工作计划纲要，选出了4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宣读了39篇学术论文。大会进行期间，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先后到会讲话。

　　科学院设置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工作发展的长远计划和目前计划；组织全国的科学力量，充分运用和发挥各单位的特长，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用以解决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各学部负责人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副主任庄长恭、华罗庚、恽子强；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副主任黄汲清、童第周、许杰、陈凤桐、尹赞勋；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副主任茅以升、赵飞克；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郭沫若，副主任潘梓年。

　　学部成立之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国际科学发展的趋势，组织召开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评定科学奖金，尤其是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颁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

　　科学人才的培养是决定科学发展的主要环节。中国科学基础薄弱，为了有效地促进科学研究力量的成长，需要采取正规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合乎一定规格的科学研究人才。1954年6月12日，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研究生条例起草委员会，由副院长竺可桢任主席。7月29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1955年8月25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8月31日由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公布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关培养高级科学人员的条例。

　　《条例》对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待遇与工作分配等做了明确规定。对培养出来的科学干部，要求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本门科学的坚实基础和有关国家建设的实际知识，并能独立地进行专业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从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联系所在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论文答辩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过半数通过。研究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或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或由国家统一分配。1955年5月12日，成立了以吴有训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9月15日开始招生报名。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以及院内各所的条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分45个专业，共50名。此后至1965年全院共招收研究生1287人。

　　颁布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

　　实施科学奖励，是使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获得科学界和社会承认、从而激励科学家创造热情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国际科学界通行的基本制度。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是与建立研究生制度同步进行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于1954年6月开始起草、经7月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955年8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由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公布实施。

　　9月23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和《关于颁发第一次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决议》。10月20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以院长郭沫若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名单。中国第一届科学奖金的申请与评审工作随后相继展开。按条例规定，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或对国民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或著作，不论是个人或集体的工作，均可授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科学院各学部和研究所，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均可负责推荐。被推荐项目由科学院各有关学部审查评选，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最后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审核，提请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授奖。《条例》规定奖励分三等，一等奖奖金1万元；二等奖奖金5千元；三等奖2千元。

　　经过1956年下半年分学部评审，从419项中评选出34项授奖，获奖项目只占推荐项目的7.6%。院长郭沫若于1957年1月24日公布评选结果，受奖人包括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学家。这次评选的只有自然科学项目。社会科学方面因各种原因，没有进行评选。后来由于“左”的干扰，科学奖励工作夭折。直至1982年得以恢复，由国家科委主持，改称“国家自然科学奖”。

　　编制中国科学院15年发展远景计划

　　9月15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学术秘书处起草的《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15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决定自1955年10月起开始进行科学院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与制订。

　　关于制订规划的原则，《指示》中提出，要了解国民经济发展对科学工作的要求，研究国内外各门科学的现状与趋势，分析各项科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的关系，从科学的预见去估计国家今后进一步对科学的要求，找出各门科学中的生长点，提出发展的途径、步骤和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远景计划的内容，包括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学科发展、机构设置、重要的调查和考察工作、重要的科学著作和图书资料的编纂、干部的培养以及基本建设和财务概算。

　　学术秘书处根据各学部提出的远景计划方案，经过综合平衡，在院长顾问拉扎连柯指导下，学术秘书处于1956年3月10日提出了《中国科学院12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部分)，共53项。其中涉及国防科研和尖端技术领域的有：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新材料等。涉及资源考察、开发与利用的有：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西北与西南边疆经济区、西藏高原地区、主要江河流域和海洋的综合考察，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缺水地区的水源问题，中国重要矿产分布规律及其预测方法等等。此外，也广泛涉及国民经济建设中带有综合性、关键性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像蛋白质的结构与生物合成等科学前沿问题。

　　中国科学院对制订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安排，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很好的准备，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务都被纳入了十二年科学规划之中。

　　召开分析化学会议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与本门科学发展的更高要求，科学院于9月20日至24日召开分析化学会议，交流研究工作经验，讨论今后几年的工作方向与组织分工问题。这是国内首次召开的分析化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5个单位的177名分析化学工作者。会议讨论了中国分析化学的发展方向、组织分工以及各单位间的联系合作等问题。10月6日，院务常务会议听取吴学周关于1955年分析化学会议的工作报告，为规划和组织国内的分析化学工作，同意成立分析化学委员会。

　　胡先骕因批评李森科“新见解”受到政治批判

　　10月28日至31日，科学院与全国科联在北京联合举办“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工作者1400多人参加大会。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会议对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胡先骕进行了有组织的政治批判。此事缘于本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先骕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作者在该书第20章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的讨论中，引用苏联植物学家的资料，对李森科及其支持者的所谓物种形成的新见解进行批评。作者认为，李森科所说黑麦可以产生雀麦，橡胶草可以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可以产生杂草等等都是没有根据的，是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分类学，害处极大，必须予以根本否定。作者还评论说李森科的新见解一时颇为风行，是由于政治力量支持的结果。胡先骕提醒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简编》出版后，在中国高教系统工作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此书是在政治上诬蔑苏联。

　　在米丘林诞辰纪念会上的报告、总结以及9个学会代表的大会发言中，批判胡先骕“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政策”，“诬蔑苏共支持错误理论”，“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才不会被引入迷途”。原本是学术批评的问题，被上升为反苏反共的政治问题。结果，《简编》一书全部被销毁。

　　1956年4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顾批判胡先骕的事件时说，胡先骕批评李森科学说是对的，“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同年5月1日，总理周恩来同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如果李森科不对，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就要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7月1日副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胡先骕道歉，并邀请胡参加即将于8月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院长顾问拉扎连柯到任

　　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教授E.P.拉扎连柯于11月到达北京，接替柯夫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连科是金属电火花加工的发明者。在华期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编制；自始至终参与了1956年中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并亲自编写了第43项任务中有关电加工和电能新应用的计划任务书；促进了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内建立联合电加工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年轻的电加工科技工作者。1958年2月，拉扎连柯完成任务回国。柯夫达与拉扎连柯回国后经历中苏关系恶化的风风雨雨，但他们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情意。

　　召开抗生素学术会议

　　4月24日，科学院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呈送《向国务院建议加强抗生素研究与生产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明确抗生素生产的方针，以便研究工作密切配合生产，并充分应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加强抗生素研究的组织领导，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借以决定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组织推动研究工作与成果推广。5月13日，国务院批复认为建议很重要，同意成立研究工作委员会。10月25日，由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高等教育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共同组成的“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经国务院批准，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既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又有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任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为：制定全国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推动有关单位的合作联系及资料交换；协调抗生素的研究计划，受理抗生素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协助推广抗生素研究成果；负责召开有关抗生素研究的各种会议，并对国际联系交换资料提出建议。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上通过了全国与地方的委员会简则，讨论了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计划，修改了《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任务重点和分工合作的初步意见》。委员会对推动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

　　12月1日至6日，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卫生部、高教部、轻工业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所属的36个单位150余名代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等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也应邀到会。6月1日，副院长竺可桢主持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到会讲话。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和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在会上分别作了《我国抗生素工业的初步成长和对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与《抗生素在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地位》的报告。会议收到国内的研究论文44篇，外宾论文7篇，这些论文分别在生物学组、化学组、综合组以及临床应用组宣论和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的意见》。7日，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协调了1956—1957年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计划。8日，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外国科学家。

　　这次会议检阅了国内抗生素的研究力量；明确了今后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与任务。科学院首次广泛地邀请国际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国抗生素研究的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院着手自然区划工作

　　自然区划是指按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的区域划分。地理研究所建立初期，即由罗开富负责组织所内外科研人员撰写完成了《中国自然区划草案》。1955年12月29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生物学地学部提出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进行方案》，同意组织“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以竺可桢为主任委员，涂长望、黄秉维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地理、地质、气象、土壤、动物、植物等学科领域的专家，以及国家计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地质部代表。自然区划研究，目的在于提供国家规划生产力合理分布的科学根据，它是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1项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之一。

　　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规划中，第一项重点任务即为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该项研究启动后，组织有关学科人员进行中国地貌、气候、水文、潜水、土壤、植被、动物、昆虫的区划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借以勾划出全国的自然面貌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各项区划间保持一定的联系和协调。自然区划主要为农、林、牧、水利等事业服务。这次中国自然区划取材止于1957年至1958年，全套书于1959年出版，共8册259万字，为从事生产与建设的人员所引用。后来各省区和地区进行各种自然区划，其体系多借鉴于此而各有发展与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