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我与中科院的缘分
发表时间:2011年08月20日 作者:张杰 【字号:

  我在中科院先后学习和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在中科院学习和工作的这十多年的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作博士研究生时的三大收获

  假如把人的成长经历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那么在上大学之前的阶段是身体育成阶段,大学时期是人生观形成阶段;而真正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学术追求的科学价值观则是从研究生时期开始的。而我的这一步是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的。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是凝聚态物理理论,但是我知道物理学是一门理论科学,更是一门精确的实验科学。物理学中的许多规律来源于实验,又需要大量实验来验证,最终才能发展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因此我非常渴望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实现从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的跨越。

  1985年,我考入中科院物理所,师从王天眷先生和张道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王天眷先生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与汤斯等人一起实现了微波的受激发射和光的受激发射。他告诉我说:“做一个好的理论物理学家不容易,做一个好的实验物理学家也不容易,而能够同时将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都做好更不容易。但是一个人如果有坚实的理论物理基础,从事实验物理研究方向就会比较明确,对实验现象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反过来如果做理论物理研究时,能有很强的实验物理基础,理论研究也更能切合实际。”

  在王老师和张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我的实验物理研究生涯。在物理所做博士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实现了从理论研究到实验研究的跨越。更为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理论结合实验的研究方法的好处。这是我进入物理所的第一大收获。

  我的第二个收获是亲眼目睹了中科院物理所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活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物理所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试点,作为打破科技体制改革坚冰的先行者,其难度是巨大的。但是,当时的所领导管惟炎、杨国桢先生坚定不移地推进了这项改革。其主要的中心思想是把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转型为课题组长负责制。

  现在看来,这项改革有点像我国农业领域实行“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的模式。这个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也真正切身体会到“改革中出现矛盾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这句话的哲理。

  科研管理和组织能力方面得到的培养是我在物理所收获的第三个方面。1985年以后,物理所研究生数量开始增多。当时,在物理所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几个同学,组建了物理所第一届研究生会,并被大家推选为首届研究生会的主席。学生会除了组织研究生的学术活动以外,还组织了众多的文体活动,这不仅大幅度增进了物理所与其它研究所的交往,也增进了与大学的交流。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的科研管理和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知识创新工程与物理所的人事制度改革

  我从1989年至1998年的十年间,先后在德国马普量子光学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卢瑟福实验室等单位工作。1999年我回国时,恰逢中科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如果给中国科技腾飞找时间标志的话,知识创新工程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刚回国时,我两手空空,既没有经费又没有科研设备。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先生打破常规,把几位委主任的主任基金集腋成裘,集中支持我的科研启动。在这笔雪中送炭的基金委主任基金和中科院“百人计划”经费的的支持下,我与同期回国的同事魏志义等人一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亲手建造了我国第一台太瓦级飞秒激光装置,我们给这台激光装置起名为“极光1号”装置。这台激光装置在1999年底开始投入运转。我们后来的很多物理实验结果都是利用这台激光装置做出来的。

  我研究的领域是强场物理,研究在尽可能强的激光辐照下,物质的极端物质状态和运动规律。这项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我必须不断追求更高的激光功率。2001年,我们又研制了一台功率更加强大的飞秒激光装置,这台激光装置的输出功率已经达到了20太瓦。聚焦到靶上以后,可以达到10的17次方瓦每平方厘米的输出功率。这是强场物理研究的关键指标,因为只有大于10的16次方瓦每平方厘米的输出功率,才能真正做一些极端的强场物理实验。这台激光器我们起名为“极光2号”。2007年,我们又研制了第三台高功率飞秒激光装置-“极光3号”,它的输出功率已经达到几百太瓦。这在全世界可以运转的激光装置里已经排到了前几位。

  利用我们自己研制的这些超强飞秒激光装置和我们自己研制的探测设备以及数值模拟程序,我们将主要研究方向定位在激光核聚变研究里重要的核心物理问题:超热电子的产生与传输。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展,逐渐在国际上有了重要的位置。

  到2006年,我们这个研究小组(5个科研人员加上20多个研究生)在超热电子产生与传输研究领域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竟然占到全世界在这一科学问题上发表文章总数的9.6%;同时也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在世界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小组之一。我们的竞争对手大都是欧美的大型实验室,他们动辄都是一百人或者几百人的规模。因此有国际同行半开玩笑的说:“你们是这一领域发展最快的团队。”

  我们团队的学术成就也因此获得了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和国内奖项的认可。这些成绩都归功于我们团队集体的贡献,当然也与物理所陶冶出来的对科学的追求的精神密切相关,更得益于知识创新工程和物理所成功的科技体制改革。

  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创新型领袖人才

  1999年我回国时,恰逢物理所所领导换届。从1999年5月起,我除了做科研工作外,还担任副所长,负责科研管理。2003年底,我担任了中科院基础科学局局长,2006年底我又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管理工作越来越重。但是长期的物理研究工作使我熟悉如何从繁杂的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中迅速总结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使我至今仍然能够在管理工作中举重若轻,驾轻就熟。

  2006年我到上海交大以后,与交大的同事们一起制定了“交大2020”发展规划,使学校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为了尽快提升师资水平,制定和推动了高层次“人才金字塔”计划,形成了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环境;在科学研究方面,启动了国际评估,推行“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逐渐形成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氛围;在人才培养方面,积极倡导“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的育人理念;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推动以求真、创新和感恩、责任、激情、梦想为基础的交大文化。

  在中科院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把我从中科院、从物理所学到知识和成长的经历传授我的学生。希望能为国家未来培养更多创新型领袖人才。(科学时报社祝魏玮 采访整理)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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