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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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科学院讨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起因
发表时间:2011年08月05日 作者:李满园 【字号:

  1972—1982的十年里,中国科学院在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走的并不平坦,科技界、教育界的许多老同志都知道1976年出现在科技界批判所谓的“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当时批判的矛头直指胡耀邦同志和他主持起草的《科技汇报提纲》和华国锋副总理委托钱三强教授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在科学是不是生产力问题上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这场争论通过领导讲话、广播、报纸、电视传播到全国,成为1976年科技界关注的一大社会新闻。但许多人不知道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要讨论科学是生产力的问题。1974年我参加过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的调查,时任调查组副组长,1975年我协助钱三强教授组织召开过在中科院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任记录员并整理了“百家争鸣”座谈会的简报,对科技界提出要明确这一论述的背景有所了解,知道要明确这个问题之所在,并和钱三强教授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胡耀邦同志汇报过相关情况,就我所知谈一点当时的情况和我个人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社会调查

  从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到1972年毛主席会见李政道、杨振宁等12名美籍华裔学者来华访问,我国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研究一度遭到“四人帮”的批判,对此大家深有体会。1972年毛主席会见美籍华人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提倡一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可是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科技界却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即周恩来同志)。因此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在1972—1974年前后就成了科技界和教育界最为敏感的话题。1974年国家计委要求搞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规划,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即教育部)共同主持起草全国基础科学规划,为此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从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邀请了一批科学家,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础科学调查规划小组,钱三强教授任我们的科学顾问。董效舒任规划组组长,我任副组长。根据周荣鑫和郁文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全国基础研究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我们在北京、长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调查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时,可以说是到处碰壁,特别是高校主管态度冷淡,如在北京大学调查时校方一度把调查组拒之学校大门外,在其他高校调查也遭到了冷遇。而在中科院由于批自然科学“理论风”也遭到了研究所科研人员的严肃批评。指出批“理论风”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有所指的。可见当时开展基础研究之难。这件事在1977年1月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见《光明日报》1977年头版文章)。1974年我们将调查情况向周荣鑫同志作了汇报,没有任何指示。当时领导感到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开展基础科学规划工作时机不成熟,规划工作无法进行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1975年春,胡耀邦同志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后要摸清中科院科研人员的的思想情况,根据郁文同志的指示我们将调查情况再次向胡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与此同时1975年8月25日主持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同志对此事也非常关心,他亲自在中科院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百家争鸣”座谈会,此后还委托钱三强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继续召开科学“百家争鸣”座谈会。我和宋振能同志负责记录并整理“百家争鸣”座谈会简报,将科学家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百家争鸣”简报》一共印了七期清样,向胡耀邦同志作了口头汇报。胡耀邦同志看过《简报》上科学家的发言给予好评还亲自批示送邓小平同志阅示,次日邓小平批示送回中科院,同意将七期《简报》印发上报给毛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各部委,下发至全国各省市单位和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

  到了1976年“百家争鸣”座谈会《简报》就成了1976年“四人帮”批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风源。其实华国锋同志委托钱三强教授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的本意是要给科学家们创造一个讲真话,谈科学、议发展的宽松环境,没想到在那个年代也成了批判科技界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之一,想堵住科学家的嘴巴。1976年社会上批科技界批右倾翻案风,势必要影响科学界和教育界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因此要不要开展科学“百家争鸣”,就成了当时思想理论界和意思形态领域议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在科技是不是生产力上。

二、关于讨论“科学是生产力”的起因

  1975年讨论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是由于几个因素引起的。一是1974年毛主席针对理论问题有一个指示,要对资产阶级法权要采取适当限制的方针,引起了理论工作者的热议;二是当时报刊载文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对科学、文化、艺术等实行“全面专政”。三是科技界批林批孔批理论风,这在当时科学研究无法开展工作,于是科技界和科技工作者中对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提出了异议。言下之意如果自然科学是生产力就不属于上层建筑,不应该对自然科学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进行“全面专政”。文革前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果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就不应把自然科学纳入上层建筑,还是叫科研人员安下心来工作。因此如何理解和贯彻《全面专政》的文章?就成了科技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我们在“百家争鸣”座谈会《简报》上选编了何祚庥先生的发言稿,就是想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想请示中央领导对此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指示和说法。1975年9月16日在《中国科学院简报》登在的何祚庥先生讲话是这样说的:“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不是上层建筑”,马克斯曾经论述过,科学是属于社会生产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422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他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掺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还有误解。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或者把上层建筑的因素所占比重看得很大。对于这一点如果估计的不恰当,就会对自然科学采取不恰当的“改造”的方针,这就要牵涉到许多实际工作。我看过一本待发的小册子,其中就明确说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现在刊物上登载的一些文章有的提法也有问题,如说:“达尔文进化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总要掺进人的意识去”等。我理解,自然科学工作者为谁服务,以及我国发展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确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本身则属于生产力。自然科学包括科学事实、理论概括、哲学解释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科学事实占得比重是很大的,他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理论概括要受到世界观的影响,但如果它是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客观世界的固有规律,它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解释当然是属于世界观和上层建筑范畴的,但在整个自然科学范围内它占得比重很小。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本身是属于生产力的,其中即使渗进去一些上层建筑的因素,但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又说:如果不分主次轻重,一律限制太死,就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刊登出去一定会引起争议。因此有关内容要不要登在《简报》上,我们向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胡耀邦同志正在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汇报提纲》也就把这个议题写到《科技汇报提纲》里,但科技汇报提纲中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话,而是用了当时存在国家科委档案室中聂荣臻向毛主席汇报的记录稿,当时笔录毛主席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1976年“四人帮”批科技界右倾翻案风时,由于《科技汇报提纲》和“百家争鸣”座谈会都谈到了科学是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成了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四人帮”粉碎之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在多个场合明确并阐述了科技是生产力,澄清了当时理论界、思想界、科技界要明确的一个理论和思想是非的问题。

三、回顾历史再认识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间不长,给我们的印象是工作务实,如为解决科研人员的妻子、孩子、房子、炉子、票子问题提出了“五子登科”;把黄昆院士从北大调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也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主意;理论上提出科学是生产力的问题,也是想从思想上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

  科技是生产力的讨论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六年,回顾历史他对科学院的发展、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进步是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作为经历这段历史的我,借我院选文宣传“人民的科学院,祖国的科学家”之机,把这段故事讲给大家,作为对老一辈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怀念。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从总结历史的角度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老一辈政治家提出的科学“百家争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三件大事,客观的推动了当时的历史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认识会逐步加深,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开创了新生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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