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中国科学院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发表时间:2011年08月01日 作者:丘成桐 【字号:

  15年前,1996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香港晨兴集团共同出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在北京成立。应科学院时任院长路甬祥邀请,我担任了中心主任。中心的使命是在前沿领域开拓新方向、促进中国数学与国际数学界的交流、促进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结合。

  这是国内办的第一个开放性研究所,当时在高校办这样的机构有困难,但在科学院可以做,因为科学院的制度一直比较开明。十多年来,我们办晨兴数学中心是比较成功的,替国家做了许多事。然而,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高校也有很多改变,在某些项目上,部分高校投入的经费比科学院还多,它们争取私人基金的能力也比科学院大。在竞争优秀人才和研究资源方面,科学院面临的挑战很严峻。

  对于在新时期科学院如何更好地发展,我认为,科学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力度还不够;评审制度不够公正,影响到年轻人做科学的意愿;科学院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本科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

  期望至少有一半的优秀学生能在国内念博士,否则国家在教育上花了那么大的多功夫,却没有好学生留下,这样下去,中国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好的研究、办好的大学。

  科学院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这是科学院不同于国际上其它国立研究机构的主要之处。

  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10月在北京成立,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核物理、空间科技等新兴领域的高素质人才,第一任校长是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出任大学各系系主任,他们亲自编写教材、授课。

  然而,据我了解,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管理,多了一层管理,科大应该得到的好处却没有拿到,比如教育部组织高校对外交流时,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名校总会在其中,往往将科大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科大是科学院的机构,科学院也不见得能填补这个空缺,这对科大的本科生来讲,是有点吃亏的。

  我为什么要专门提科大呢?因为科大出了不少优秀人才,科大的本科生也很好,所以,科学院要好好利用科大培养的学生。

  我记得,十多年前,教育部时任副部长韦钰到哈佛大学访问,与哈佛大学签署了一个协议:由中国政府资助,每年派遣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到哈佛大学访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根据我的记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里面,表明教育部在对外时是将科大排除在外,所以,科大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这不公平。

  作为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在哈佛大学最困苦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前的金融海啸时,哈佛将什么东西都削减了,唯一不减的是本科生近1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为什么?因为哈佛知道,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放弃了这个根本就等于没有学校了。 但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中国科学院,并没有将之作为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因为目前国外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比国内好,政府出资派遣优秀的本生科到国外很好研究型大学深造是一件好事,但我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优秀教育机构,至少能让一半的优秀本科生能够在国内深造。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总不能永远都靠国外的大学来为我们培养学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出国的留学生已达100多万,基本上最好的留学生都没有回国,这个状况一定要改变。否则,国家在教育上花了许多功夫,却没有好学生留在中国,这样下去,中国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好的研究、办好的大学,因为好老师希望有好学生。所以,我们应该多管齐下,有好老师来,好学生就会留下,有了好学生,好老师就愿意来。

  我建议,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设一个科大分部,创建一个小范围培养最好人才的机制,将选拔出来的高年级本科生集中在科学院本部培养,这批最好的学生毕业后能有一批留在国内深造。

  同时,科学院的研究生前两年要在研究生院集中上课,但授课老师与研究生导师脱节,科学院的研究员基本上不教书,他们又抱怨学生没有教好,所授课程不是他们需要的。我认为,研究生应该一开始就应该在研究所来培养,研究生可以选择跟随多个研究员,扩大知识面;同时规定研究生每年有20--25%的课程是在专业之外,并鼓励研究生们组织讨论会。

  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学生们会自己组织讨论班,但中国的学生很少这样做,应该鼓励研究生们在学问上互相鼓励。

  要竭力培养年轻人的活力

  最好的研究都是年轻时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年轻人的活力。

  我认为,无论是科学院还是高校,中国学术界在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力量还是不够。

  中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和研究系统与美国刚好相反,成果也刚好相反。美国是从下到上培养,从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到年轻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重点是从下到上,因为在美国我们晓得,好的研究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也影响到年纪大的人的学问。中国做学问方法还是典型的师徒制,师傅越老越好,金庸的小说里,师傅到了80岁、120岁,还是比年轻人能干,一般人的观点是老师最好,老师的老师更好,所以,永远是他们最好。这种观点很错误,一个人做研究的能力到了高峰后自然会衰退,假如能指导年轻人,与年轻人切磋、互相激励,反而会好得多,所以,往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年纪大的人做得也好一些。

  我们看世界学问的发展,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过几年教授,最后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其实那里聚集着世界一流的资深教授,可是往往他们最好的工作都是在进研究所之前做的,进研究所之后,因为与年轻人的交往少了,反而没有做得那么好。想做研究要与年轻人一起做,一方面竭力培养年轻人的活力,一方面维持自身的活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退休,目前中国学术界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出现新的人才断层现象。

  我建议在培养年轻人的同时,科学院还需要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有能力、仍处在学术活跃期的世界级大师,才能够带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向前走。作为科学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这是美国强大的根本。比如,19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向德国学习,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代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的许多名教授先后移居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

  在邀请大师方面,科学院没有高校放得开。现在中国的高校甚至可以到美国第一流学府去聘请大师;遇到世界一流的学者,就要争取,但我觉得科学院数学学院在请大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不上清华大学。我觉得科学院应该在这方面花一些功夫。与其请几十位兼职学者,不如请两、三位全部时间在中国、替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拚命去做有能力的学者。

  邀请真正第一流的大师到科学院来全职服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全世界都缺乏人才,在学术上第一流的人才,不仅中国想找、亚洲想找,美国也在找,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花很大的功夫抢人才,我们抢的人才并不是普遍人才,而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是通过最困难的方法邀请来的,请他们来带领学术与研究的发展。

  评审制度一定要公正

  中国学术界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不晓得谁是真正的好,谁是真正的不好,往往一视同仁,好的人和不好的人都上去了,这是平等带来的一个问题。

  2005年10月,中国科学院首次组织国际评审委员会,对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国际评估,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卫•格罗斯是评委会主席,我是评委会成员之一。

  我们当时组成了好几位海外最有名的学者,到理论所来讨论它的结构和学术发展,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的学术评审,应该找到国际化的专家,而不只是找国内的院士和学者,科学院至少愿意找比较公正的方法来评审,但还是不够。我想评审制度应该很严格、很认真地做,给研究人员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让他们晓得只要刻苦努力,就能成功。只有研究人员有这个感觉,什么都能解决,没有这个感觉,那就完了。

  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很多问题在于评审制度,评审制度不公平,影响到整个年轻人的意愿。许多年轻人做研究是为了要做“杰青”、做院士,而不是真正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或者想去提高整个学术界水平,这是不幸的事情。在美国也很尊重院士,但从来没有人为了做院士而做学问,或者去「串联」,中国有不少这种人。

  当评审不公正时,就会出现误导。比如在某些领域,看看近20年‘杰青’和院士的评审人,变来变去都是同一批人。新知识的发展非常快,这批老院士的知识有限,他们怎么有能力来评审新学科的带领人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为了做杰青、院士,年轻人宁愿做一些很普通的科学,可以是普通中比较杰出的研究,让评委对他别眼相看,因为是做他们懂的东西,可是有些院士根本不在乎懂不懂,而是用人事关系来决定,这种情形一定要打破。假如年轻人一个小伙子做了很普通的工作也当选‘杰青’和院士,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会让许多年轻人觉得如果做这样的学问也能得到赏识,那自己为什么还要很辛苦地做那些没有把握成功的研究呢?我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呢?真正有学问的人得不到重视,感到失望和气愤,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评审制度一定要改,否则,整个中国的科学技术前途是很黯淡的。

  美国有也人事关系,但美国最好的一点是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多,因此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可以一手遮天,真正有意思的工作总会得到赏识,始终会出头。有了这样的保证,美国的年轻人会花很大功夫去冲,去找好的思想、好的研究;美国能吸收全世界的人才,并让这些人才能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有一套公正的同行评审制度,我希望中国也能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和制度。

  我发现,科学院最近几年来有一个趋向:比较重视应用研究,体现在对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拨款上。举例来说,近年来数学学院发展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应用数学。“纯科学的成果虽然慢一点,但最后到应用上时,会改变整个应用科学。没有好的基础科学,不可能做出好的应用科学。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有长远的战略计划,不可能要求今天投进去,明天就要有成果。没有基础,往往是今天投入一大笔钱,过十年后也没有成果。如果基础研究得到的资助不够,科学很难发展,很多重要的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要允许这种发展,所以,我希望科学院能创造出做研究的灵活性,至少要允许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可以从事没有限制的研究。”(科学时报记者王丹红采访整理)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1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500285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