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德国马普学会模式抑或美国国家实验室模式?
发表时间:2011年06月17日 作者:东弼 【字号:

  中国科学院主要在国民政府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绝大部分也留在大陆而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或海外,这些著名学者除个别例外(如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植物学家胡先骕,不过老先生是植物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学术地位和待遇并不低于学部委员,他未当选学部委员的事情曾惊动毛主席)也都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国科学院在人民共和国时代开枝散叶、发展壮大,从国民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十几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所发展到一百多个研究所(近年来合并和转制了一些研究所并在经济发达地区新建一批研究所)。而且从这个母体分离出去或者发端的著名研究开发机构也很多,特别是与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相关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二机部九院),借助新老中科人为之骄傲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航空航天等国防相关工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时至今日,各个部委、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和各省属科研院所也为数众多,其研究领域与中科院系统各研究所或多或少有所重叠。中科院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国家对中科院的要求和中科院自身的定位与“两弹一星”年代也已经大不相同、时有变化。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代对科学院的要求是“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用那时通俗的说法是科学家从“上山”(攀登科技高峰)向“下海”(服务经济建设)转变,或者说从“顶天”到“立地”转变。诚然,从科学院发端的著名成功企业的确有一些,如联想和地奥。倪光南是优秀的科技专家、院士,着眼于国家层面的技术开发和进步;柳传志实现了华丽转身,作为企业家和管理专家,讲求成本效益和市场实际情况,想先力尽所能把联想集团做强、做大。二人中途分道扬镳,没能成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那样善始善终的黄金搭档,其功过是非,恐怕要交由历史评说。当前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仰仗于人、受制于人的局面是不争的事实。周光召老院长任内正处于国家经济转型阶段,可以说是科学院最为困难的时期,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科研设备老化,无力更新,科研人员待遇过低,军心涣散,大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出国、下海和调离。本人是否就因此获得混入科学院的机会也未可知。周院长苦心孤诣、勉力支撑,中科院未因“钱扔在水里不见冒泡”的指责而被肢解,总算保住了基础研究这点基业。路甬祥老院长任内“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不但为中科院输送了宝贵的血液,也是中科院自身重新定位的契机。去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发明的蛋白抗肿瘤药物专利与技术授权跨国制药业巨头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实施,合同金额约为六千万美元外加销售额提成。这一成就令人振奋,可与“地奥心血康”和“复方蒿甲醚”(当年青蒿素无偿奉献给第三世界兄弟治疗疟疾)媲美。无独有偶,新中国的“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和复方蒿甲醚)中的后两项分别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和上海药物所的成果,说“不冒泡”的确不太公平,当时能做出来也是倾全所甚至全国之力协作而成。

  近年来,原本以培养人才、教学为主、科研为辅的大专院校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研究开发事业中来,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加之国家和地方不断增加的投入,如“211工程”和“985工程”,迅速占据了基础研究的半壁江山。一边是部省属科研院所,占据行业优势,皇帝的亲儿子不愁没饭吃;一边是体大量大的高等学府,凭借在朝的校友诸公、在野的校友富商、在海外院校任职的校友资源(如陈省身先生在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研究所),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来势汹汹。中科院处于夹缝之中、进退维谷。中科院何去何从?这一个关乎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每一个中科人的心头,上至院长、所长,下至象笔者这样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直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傲居世界前列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研究开发(R&D)经费总量也大为提高,各方面对科学院和重点大学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有关人士开始谈论中国何时拿诺贝尔奖的问题,可仔细分析之下依然觉得那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失望丧气之余迁怒于中科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院外人士竟鼓吹“拆分”科学院,磨刀霍霍之态,跃然纸上。科学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问题,如果没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国家是否有必要增加或者维持对中科院的投入?二是人才问题,中科院能否吸引和造就世界一流人才?资源问题在此不赘,因为最近中央已经批准了“创新2020”, 近期应该不存在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我们经历过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个扭曲时代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人才问题,此前不少有识之士为此担忧、纷纷建言献策。表面上看,中科院学部(由来自全国各单位的院士组成)和院属研究所的二重传统模式并未改变,但实际上研究所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已经悄然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二重模式有人说是建国后“一边倒”模仿苏联科学院模式的结果,毋宁说是中央研究院的遗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刚到中科院工作的时候,研究所里基本上还是按照中科院传统的“任务带学科”模式,以研究室为单位承担国家和中科院重大、重点课题,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一般也就是相关课题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承担相当的责任并且有一定的人事决定权。在这种模式下,相关专业科研人员群策群力进行科技攻关,一些冷门偏门或者不善交际的专业人员得以生存和发展。一个研究室仅有少数几个学科组,但科研人员学科专业组成通常比较合理、齐全。此后,中科院各研究所慢慢向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首席研究员)制转变,相对独立的学科(课题)组增多,自负盈亏,学科(课题)组长更多时候是单打独斗、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争取课题和经费,来“养活”自己和手下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研究室(中心)一级的学术和行政领导角色比以前淡化很多,中层领导职位更多是学术荣誉和起上传下达的协调作用。有的PI戏称自己象“商人”,有的调侃自己象科研“个体户”。在生存压力之下,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各显神通,纵横捭阖,与研究所外人士合作申请课题也非常频繁,可以说有奶便是娘,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课题,能争取到什么课题就做什么。这种情形与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学术机关运作模式差不多,如果某学者有国立卫生研究院的RO1课题经费,美国各大学会争相聘请。“Publish or perish”(没有论文发表就消亡),以论文和专利代表的科研产出也极大地提升,这从我国科研论文数量大跃进可以看出来。笔者也听说和略微见识过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生存压力之下彼此之间的团结协作,他们能做到经费和资源共享,此时我拉你一把,彼时则你照顾我一下。不但文章相互挂名,论文引用也互相捧场。国家实验室没有大学教师拿到终身职位后的铁饭碗,这也算是无奈之举吧,几十年的漫长学术生涯谁也不能保证没有断炊的时候。也有很多科学家成名之后去大学捧个铁饭碗。而国内就笔者观察到和听到的情形是原本“术业有专攻”的学科(课题)组却有些同质化倾向,为争取课题研究所内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和过渡时期相比,科研人员彼此之间的科研合作有所减少而不是增多,科研人员的精力和时间还是主要花在课题申请上。课题经费多,能养活的学生和助手就多,随之而来论文和专利就多,各种奖励就多,冲刺院士的机会就大;可是文章质量如何就不好说了,也无所谓。在当前形势下,这无疑是回报率最高的选择,也无怪乎高校和研究所人人趋之若鹜,谁还愿意或者能够置身事外、坐冷板凳呢?有些冷门偏门的传统基础学科在科学院逐渐消失或被边缘化,为生存苦苦挣扎。这些学科方向能争取到的经费大概只有国家基金,而单靠面上基金项目支持科学院研究所内的课题组基本上是无法运转的。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大家都向现阶段比较热门、经费多、容易争取课题的方向蜂拥而去。这样的情形长期而言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不会没有副作用。相比之下,高校教师的经费压力轻很多,因此也比较容易保持其研究方向,也许就因此能做出较为系统的成果来。

  研究所数量和结构与中科院相似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马普学会,Marx Planck Society)的运作则相当成功,1948年以来,马普学会的科学家共获得17个诺贝尔奖、1个费尔兹奖以及N多个德国莱布尼茨奖。甚至德国某些人士将德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平平(没有一所德国大学进入世界前50强)归咎于马普学会对精英人才的争夺,导致各大学优秀人才匮乏,优秀学生得不到与顶尖科学家密切交流的机会。白春礼院长在本次征文活动启动仪式上强调科学院要开放兴院,人才强院,要吸引世界一流的科技帅才,可以说与马普学会研究所成功的运作模式不谋而合。马普学会的研究所聘请大师级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担任教授,成立相应的研究所和研究室(系),由该教授担任主任,所长则由这些大教授轮流坐庄。例如笔者曾经访问过的位于科隆的马普植物育种研究所拥有4位教授,各教授下面则有若干研究小组。其实日本和英国也是类似机制,研究机构和大学正教授很少,下面的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则比较多(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情况也差不多,那时的副研究员似乎比今天的博士生导师更令人尊敬)。这种金字塔型体制看起来虽然过于稳定、僵化,但大多数科研人员在科研的黄金年龄段不用人自为战、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课题申请和其他杂事上,可以专心致志于科研工作。从德国和日本所获的诺贝尔奖数量看,其模式虽然短期内效率不如美国模式,也有相当多的优点,容易形成合力,可以说是各擅胜场。以王晓东领军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的成功,虽然是美国终身制轨道PI模式的成功,但归根结蒂还是来自科技部和北京市较为稳定的支持,PI不用也不能走“短平快” 多发快发论文的路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创新群体”项目的初衷也是为了稳定支持有潜力的研究群体,是值得提倡的做法。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的资助模式也是对人不对具体课题。世纪交替之际新加坡政府鉴于转基因作物在欧美发达国家受到强烈抵制、感到无利可图而关闭由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新加坡籍植物分子生物学家蔡南海教授一手创办的分子农业研究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griculture)。此时在新加坡任教的一批中国学者向国家科委建议模仿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而建立一所世界一流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所,建议被采纳,NIBS发足,但不知何故并没有从新加坡回国的学者加盟。现在中国的科技投入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是僧多粥少,如果有一天国家科技投入充足,经费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不可能完全合理),各大学和研究所不再以争取经费多少和发表论文多少论英雄,不将科研经费当作唐僧肉,科研人员才可能真正沉下心来做研究,持之以恒地研究重要课题。对那些已经做出过重要工作的科研人员,不应再以量化指标进行定期评估,而应该予以较为稳定的支持。高校在争夺优秀研究生生源上无疑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优势,即便是马普学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当年中科院为解决人才不足问题而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并没有为中科院自身输送多少人才,更多的优秀人才为美、欧国家所吸引和利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合肥以后,“全院办学、系所结合”也基本上成为空谈,似乎与科学院各所的关系更为疏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将会有更多优秀人才愿意留在国内发展。提高博士后招收数量和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使得这些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愿意留在国内并在较长时期内跟随已颇有建树和远见的科学家专心做重要的课题而不是在自身准备好之前就匆匆独立,然后又为生存而挣扎,这样不可能做出像样的成果。很难想象陈景润式的书呆子在今天的体制下还能生存并最终脱颖而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大成果往往是由这种能够高度专注于工作、近乎偏执狂的家伙们做出的。如果没有数学巨匠华罗庚,也就不会有王元、潘承洞和陈景润等先后作出的重大数论成果;虽然年事已高的华罗庚自己未必能做出来,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衣钵相传、形成有特色的学派,中国得以在这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可惜这只是个案,这样的研究集体在中国太少,华罗庚式的科学大师还太少。振兴科学院的关键是能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培养和造就青年人才,进而带动和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而改革的关键是如何使体制和管理运作模式对科技帅才、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都有吸引力并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似乎马普学会的运作模式更为适合我们的国情和院情。就国家层面而言,科学院应该更加着力于关乎人类未来和国计民生的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重大课题和难题,精心布局,组织、招募最优秀的海内外科学家担纲并围绕其组建若干相对独立的科研团队,加强学科交叉,有所为有所不为,持之以恒,力争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取得若干原创性成果,而不是与高校和省部属科研院所争一日之短长。如何让这些优秀科学家愿意到科学院来、而想来科学院时又比较容易进来并充分发挥作用,“筑巢引凤”,是重中之重。

  笔者的孔见认为这些关键领域有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始终是悬挂在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头上的一柄达摩利斯之剑,民以食为天,饥荒一直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和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切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可假手于人(如美国孟山都和先锋种子公司;据说我国生命科学一半以上的经费用于植物和农业科学,政府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好像回国的植物学高人也多,个人感觉,未经证实);资源与环境,特别是水资源问题,这也是看淡西方国家经济前景从而移居新加坡(这老兄担心上海的水和空气质量)的著名美国投资家Jim Rogers对中国经济最为担忧的问题;能源问题,人类迟早要面临化石能源短缺和耗尽的问题,我国更需未雨绸缪;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和人类健康(美国重点投资和获利的领域);基础研究领域,数、理、化、天文、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是科学院的传统优势所在,也是科学院存在的理由。依赖我院的大科学装置和平台,是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到建国百年之际,如果还没有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级的重大成果拿出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不过话说回来,随着人、财、物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总体研究开发水平不断提高,与欧、美、日发达国家水平逐渐接近,可以相互切磋交流、共同提高的高水平科学家同行群体在国内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和科技工作者自信心逐渐增强,不再盲目崇洋媚外,不再急功近利,从量变到质变,真正的自主创新才有可能。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智力资源基础上,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久的将来总会有大批杰出人才和重大成果开始涌现出来,为全人类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也为我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转型。个人觉得这种美好的愿景并非遥不可及,但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且让我们多点耐心、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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