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卅年
发表时间:2011年06月12日 作者:师昌绪 【字号:

  1945年在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毕业后,到工厂又工作了三年而后留学美国,四年读完学位,三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在工作期间,经过艰苦奋斗,于1955年6月回到解放后的中国,服从分配于“9.18”那天到了沈阳。沈阳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中国科学院便在这里建立了在建院以后的第一个新建的金属研究所,其余那些研究所都是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接收过来的,有较好的队伍和基础。金属所始建于1953年,所长李薰是在英国学习和工作了14年的著名物理冶金学家,他对金属所的发展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

  我到金属所后,先是派到鞍山钢铁公司主持“金属所驻鞍钢工作组”的工作,从矿石的烧结到轧钢,从中我学习了不少经验,也为工厂解决了一些问题。1957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执行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长远科技规划》,金属所的研究方向便发生了改变,以开发新材料、新技术为主,成立了“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与石墨”、“表面防护与涂层”及“核材料”等几个专业组,与以学科发展为主的研究室并存,我为高温合金组组长兼合金钢研究室主任。在我主持高温合金和合金钢研究期间(1957—1978)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上世纪中叶我国铬镍极其缺乏,又受国外封锁,于是我倡导开发铁基高温合金,节镍铬高合金钢。开发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808)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无镍的铬锰氮不锈钢(Cr17Mn14Mo2N),用于制造尿素,使用寿命比铬镍不锈钢(316L)长数倍;发明铁锰铝系奥氏体钢(15Mn26Al4),其低温(-253℃)最为稳定,为“氢能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第二、1959年开辟真空铸造高温合金领域,并研制出多孔气冷铸造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大量推广使用至今。70年代又与无锡动力机厂合作,生产出抗热腐蚀燃气轮机铸造涡轮叶片,完全取代进口。

  第三、在开发铸造高温合金的同时,我提出重视“合金凝固过程”的理论研究,从而发明了“低偏析技术”。1998年获“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全世界共12项,中国唯一。

  第四、为材料的应用研究开辟新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刮起理论风,于是我提出“接近使用条件下材料性能”的研究;并提出用红外技术监测疲劳裂纹的萌生与扩展,后来用于压力容器的监控。

  第五、坚持在高温合金生产第一线,一是为了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急需,因为前苏联那时对我国减少出口;二是使金属所在高温合金领域不被“边缘化”,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只会写文章,不愿介入生产。我则认为作为一名材料工作者,一定要与生产人员打成一片,因此尽管在三年灾害期间,我仍天天来往抚顺与沈阳之间,以致患了严重肾盂肾炎,也没下火线,从而使金属所的高温合金研发始终处于国内前列。

  前面仅阐述了我所主持的部分工作,但从全所看,做出更多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学科上开辟了超高温材料的研究:如定向石墨、热解石墨、碳纤维;在金属方面为钼合金;由于石墨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开发出渗硅涂层,用于火箭的尾喷管;为了创造极高温条件,开发太阳能聚焦技术,如此种种,这在当时国内都是首创。与此同时,承担了国家多项具体任务:08-09用的核材料与核元件;由于涡轮空心叶片的开发,使我国歼击机性能超过了苏联援建的米格21。此外,在陆军及海军所用材料方面也都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金属所成为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受到重视的单位之一。

  金属所在建国初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所初期,引进高端学术带头人是办好研究所的关键

  金属所开办之初,就与国际接轨,虽然设备条件、工作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但学术带头人多是刚从国外归来,而且他们在国外都从事过一段独立的科研工作,继承了国外的科研规范和思维方法。在这十几个人中一半来自英国,有的来自瑞典和德国,葛庭燧及夫人,还有我和斯重遥来自美国。他们回国不是在中国寻找机遇,而完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所以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各有不同,但为了任务的需要都会尽心尽力。如葛庭燧教授是内耗研究的泰斗,他也插手于金属材料的检测:如全息X射线与声发射,都是他建议后由金属所有关研究人员实施。这些学术带头人见识面广又谙通外文,对新生事物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从而显示出金属所有些研究工作往往处于领先。

二、党政和谐是保证

  当时中国科学院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所长负责,往往容易产生矛盾,以致影响工作。金属所当时有一位开明的党委书记高景之,她是“一二九时代”先进女性,她严格执行中国科学院所规定的“出成果、出人才”,她深知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她尊重所长在业务上的决定,李薰所长做事也和她商量。历次政治运动尽量对知识分子加以保护,因而知识分子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工作。

三、重视学术自由,严格研究纪律是办好研究所的根本

  这些从欧美不同国家归来的高研,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在金属所这个大家庭里,能够相互融合,这要归功于李薰所长。他不仅组织创建了金属所,更赋予了金属所科学民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他的办所思想是开放的,不强求别人去做不愿干的事情,而是鼓励发挥自己的特长。

  金属所形成了一个三严(严格、严密、严谨)的学风和作风。如1956年的一个名牌大学分配到一名高材生,工作勤奋,也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但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他有伪造数据行为,毫不犹豫地予以除名,这虽是个别案例,但影响深远。

四、不断学习是金属所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建所初期,分配来的大学生多数不是材料专业,钢和铁分不清;同时又招收上百名中小学生做实验员,李薰和葛庭燧高级研究员亲自为他们开课,边培训、边建试验室;与此同时,多数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到鞍钢及辽宁地区几个特殊钢厂下厂边工作、边实践,密切与企业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英明决策,为以后成果的推广打下基础。

  第二次学习高潮是1960年,全国掀起了一阵理论风,从而有“八大物理学科”之称。物理所的金属物理室划到金属所,成为全国金属物理中心。为了打好基础,从1961——1964年邀请所外专家讲授了电子论、统计物理、晶体结构等16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在长春召开全国性的“位错学习班”,以摆脱前苏联科学家对位错理论的偏见。

  第三次学习高潮是在1978年金属所从冶金部回归中国科学院以后,从以完成任务为主又回到以学科建所之模式;当时确定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线,展开了有关课程的学习;特别加强对英语的培训,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

五、研究所的综合实力决定能否承担国家的重大任务

  这里所说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金属所自成立高温合金等任务组以后,就十分重视完整体系的建立:从原材料的准备、分析、试验与测试等,装置齐全,而且高水平,否则很难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如高温合金中低偏析技术的发现,靠的是对合金中痕量元素分析的精确度;葛庭燧提出声发射探伤技术以后,所内立即做出一台验证装置;郭可信发现晶体系中的五次对称现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除了高分辨电子显微镜以外,还有金属所已有的合金熔炼装置及快冷技术。所谓软实力就是研究环境、学风与作风以及各类人员团结协作精神等。

六、上级领导机构的支持与地方行政领导的关怀使研究所兴旺发达

  由于金属所的实力雄厚,而且工作认真,不管是科学院、科工委还是冶金部都在不同时期委以重任,从而才有机会通过任务的完成而提高显示度,虽然那些时候既没有奖金也没有特殊待遇,大家认为出色地完成重大任务,就是最大光荣,通过任务的完成,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得到锻炼,这就是人生的目标。

  地方党委对金属所的支持尤为显著: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不时来所与研究人员交谈。在大办钢铁时代,金属所仅派了几位研究人员下乡指导别人如何炼钢,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院内都是小高炉林立。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金属所有5个人(李薰、葛庭燧、郭可信、师昌绪、何怡贞),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与关怀!

  上面描述主要是基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那时我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和下厂推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金属所划归国防科工委,两年后又归属冶金工业部,金属所的基础研究几乎停止,而以检验为主,大批中高级研究人员下乡插队落户,造成研究人员知识老化和断层,设备陈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金属所从冶金部又回到以学科建所的中国科学院;我被任命为常务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两年后又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到1986年,面临选什么学科领域和解决人员老化和断层以及设备陈旧的问题。

  通过认真研究与讨论,确定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要学科方向;通过大量招收研究生和提拔年轻科技人员解决人员老化与断层问题;通过各种渠道改善研究设施,包括我国第一台日本进口的200CX电子显微镜。特别争取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培训中心”的资助,大量开展国际交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金属所走上正轨。与此同时,我特别强调一点:“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科学方面的研究所,金属所必须给国家做出实际贡献,否则不会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又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发表高水平文章,否则在国际学术界不可能有地位,金属所的科研也不能持续发展。”根据这一理念,并保持已建立的办所传统(团结合作、求实创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金属所办成了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研究所。

  在我任期所长期间,全力以赴地为办好金属所尽职尽责:敢于开辟新学科领域(微晶与非晶);敢于承担国家重大任务(抗氧钢与碳材料烧蚀机理);同时不畏艰难,在沈阳主动承担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并兼任第一届所长,使该所成为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排头兵。

  1986年金属所所长卸任以后,又受聘为金属所的名誉所长一直至今。我这一生最精华年代(35岁到65岁)都在沈阳度过,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吃过不少苦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险些丧命,但是沈阳仍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早年我们回国在金属所一起工作的一批留学生都已仙逝,只剩下我一人仍在世,并坚持工作。他们在沈阳留下的治学精神依然存在,使金属所在国内外的声誉不衰!

    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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