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七十年情缘
发表时间:2011年06月08日 作者:柳怀祖 【字号:
  已过古稀,回首往事,我从出生至今,七十多年从没有离开过中国科学院。这当然也包括了儿时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的九年。那时的中央研究院也应算是今天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吧。我是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而长大的,深深地体验到了我与中国科学院七十年的情缘。

  我出生在抗战时期昆明小西门外时的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现在只模模糊糊记得当时化学所总共二十多位叔叔中的一些人,实验室和宿舍平房的样子。记得清楚些的是,自来水是靠一个工友用手来回推压水泵的杠杆,把水打到一个小水塔。我们这些小孩常去那个打水的木板小屋子玩,常从工友手中把杠杆抢过来,来回推几下,感到很好玩。还有就是抗战胜利那天晚上,特别热闹的情景,大人们都特高兴,做了很多好吃的,凑在一起喝酒,庆祝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去了美国,母亲带着我,随化学所迁回上海。记得同路还有陈芳允先生的岳父,我们都叫他沈老医生,人可好了,常帮我们这些小孩子看病。现而今,从昆明到上海飞机只要几小时。而那时一会儿飞机,一会儿坐船,一会儿汽车,倒来倒去,还要等船,辗转竟达数月之久,才从昆明到上海。到上海后,我家和部分大后方回来的人家临时住在了长宁路865号大院的“杏佛楼”的实验室。“杏佛楼”是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建的,当时显得很大,现在是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的一个实验楼。我家住在二楼。华罗庚叔叔当时也不在国内,他的夫人和孩子住在三楼。他们家老三华陵比我大二岁,我俩常一起在楼顶平台和院子里玩。大概是1948年,美军把占着的原是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的岳阳路320号大院让出来给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那时每个研究所也都只有二、三十人。化学所也搬到了岳阳路320号大院,我家住在大院的29号宿舍楼。那时大院28、29、30号三栋宿舍楼住的大多是从西南大后方回来的中央研究院一些研究所的叔叔、伯伯,有赵忠尧、冯德培、罗宗洛、贝时璋、汪猷、王应睐、吴学周、梁树权、陈世骧、朱仁宏、殷宏章、伍献文等等。孩子们大都是十来岁,也都是从西南大后方过来的,都讲四川话,不讲“川话”的,不带玩。大一点孩子领着小一点的玩“官兵捉强盗”、踢球等,晚上还去实验大楼,我们当时称其为“大房子”里捉迷藏,黑洞洞很怕人,但又都特别爱去玩。这个楼是大院的主楼,也是那时周围地区最高和最神气的楼。解放后拍的很多电影里的“司令部”,“公安局”之类都是在那里拍的。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节节败退,320号大院驻进了国民党军队。“大房子”楼上还架了机枪,大院外边,现在肇嘉浜路,那时还是条河,垮河的枫林桥上也修了碉堡,父辈们都很紧张。好在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就从院子里撤走了。国民党军队虽走了,但父辈们仍担心打仗,晚上常去“大房子”楼顶看远处江两边对射的炮火,像流星一样,小孩们也都跟着去看热闹。尤其,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亲自来上海胁迫要这些研究所和人员迁往台湾,父辈们商量用拖延方法,应付朱家骅,抵制迁往台湾并保护好320大院生命财产及实验室的安全,迎接解放。

  5月解放后不久,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同志就到320号大院给知识分子们作报告,他亲切慰问了大家,宣讲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着重讲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使320号父辈科技工作者感到很新鲜,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上海军管会只派来了李亚农同志一位军代表来接管。他是“三野”一个部门的领导,是知识分子,人很和气,政策性很强,对知识分子很友善,很尊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春天,陈老总常来看他,两人还一起在大院樱花树下的小路上散步,我们这些小孩子则跟在后面,他们也不在意,只是太靠近了,陈老总的警卫员才赶我们一下。

  解放初,1950年党组织还让父辈科技人员中一些人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陈老总对去北京学习的每个人还送了他亲自题词签名的笔记本。那时父辈科技人员还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革命洗礼,有人还受到了冲击和不公正对待。但当时人们精神面貌十分振奋,就连在家的夫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和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将接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的一些研究所进行了调整。1952年,为支援东北的工业基地,原中研院化学所二十多人加上新分配的大学生共五十人,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所,迁往东北长春。我那时刚上初中,也跟着父母去了。物化所迁长春后和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共在长春南嶺一个大院,即现在应化所大院。那里原来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研究单位,当时那里已处在十分偏僻的郊区,有解放军警卫,大院周围两层网中间夹着电网,常有野狗撞上电网,警卫部队就把电死的狗肉分给大家吃。当时的长春,战争创伤尚未恢复,很多房子没房顶,没门窗。这是解放战争中长春被围困时,城里没有烧的,人们只得拆门窗,房上木材烧饭,取暖。当时那里很冷清甚至凄凉,冬天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冷极了。吃的是高粱米饭,玉米窝窝头,没什么蔬菜,还常常从称为“摩电”的有轨电车上“带回”虱子。从上海搬去的大人、小孩都极不适应。但都坚持了下来,没有“逃兵”,而且为新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特别东北工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得到了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及东北分院的好评。

  中国科学院建院不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遇到我国科学体制也就是科学院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激烈争论。一派人根据英美体制认为,科学院属荣誉机构,而不直接从事研究工作的组织,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在大学里进行。而另一派根据苏联体制认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里进行。吵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锤定音地说:“科学院是火车头要发展,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很重要,也要大发展”,从而确立了科学院火车头地位。

  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到院部学术秘书处工作并协助庄长恭、曾昭抡和杨石先生三位伯伯在中关村筹建北京化学所,我又随父母到了北京中关村,我们刚到时,中关村只有当时近代物理所的一个加速器的研究大楼,显得很高大而神秘,以及一些灰砖办公楼和宿舍楼,周围是农田和坟地。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本身也是位党内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党组负责数理化方面的恽志强同志是先烈恽代英同志的胞弟,也是父亲在南京高师的同学和几十年前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为人十分厚道。党组同志都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常与知识分子亲密无间的谈心。恽伯伯和我家同住中关村15号楼宿舍,更是常来我家与父亲谈天说地和商谈工作。

  1956年随着科学进军的号角,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及四项紧急措施的需要,中关村,这个共和国科学摇篮得到了很大发展,更多研究所搬来了,也成立了不少所,建了很多的研究楼。宿舍已由北区向南区发展,由灰砖楼变成红砖楼。文革前,中关村已达百余栋宿舍楼,几万人了。很多在上海岳阳路320号大院的叔叔、伯伯们如贝时璋、赵忠尧、陈世骧、陈芳允等也搬到了中关村。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科学各学科的奠基人,他们大部分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仅13、14、15三栋灰砖宿舍的48个单元里,就有32位1955年第一批学部委员先后在这里住过。也就是第一批学部委员(含哲学和社会科学部)总共202位中近百分之十六的人住过这里。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中有8位,即三分之一的人在这里住过,比例之大,远超过全国任何地方。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初创和发展时期,研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一腔热血,不计报酬,甘于清贫,不图名位、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克服了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困难,坚韧不拔、踏踏实实工作,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弹一星”及其他科研项目中相当多的骨干都是出自中国科学院,相当多的科学技术的突破也出自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确如毛主席说的,是火车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时,中关村也随全国一样狂热,大搞超声波,“打擂台”,急于求成的“献礼”、“报喜”,甚至“打麻雀”等,但相对说,还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尊重科学。除“四害”中的麻雀,就是生物方面的郑作新、朱冼、冯德培、张香桐、蔡邦华等几位伯伯认真分析研究后,在张劲夫同志支持和帮助下,为麻雀请命,向毛主席提出麻雀还是有益的,才使麻雀得以从“四害”中“赦免”。

  在1957年反右时,气氛十分紧张,高校和社会上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很多是父辈们的熟人、朋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有很大压力。多亏科学院党组,特别是张劲夫同志冒着极大的风险,向毛主席面陈,才保护了科学院的大批人才免戴“右派”的帽子,得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一百几十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无人被划为“右派”。父辈们常以感激和敬仰之情谈起张劲夫同志为国为民的公心虎胆。反右斗争后,院党组和张劲夫同志仍千方百计尽量为科研究人员创造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搞了“十四条”等利于学术自由讨论的文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劲夫同志每周都来中关村,现场解决问题,他还亲自带头率领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义务劳动,搞卫生、绿化、球场、游泳池等,把中关村搞成了环境优美、安静和安全的封闭大院,使科研人员能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父辈科学家生活上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他们没有动摇,都留在国内,和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党和国家也尽最大可能为他们多提供一点肉、蛋、糖等食品。当时农垦部王震部长曾亲自带了猪肉到中关村福利楼餐厅请科学家吃红烧肉,成为一时的美谈,也是父辈们的永远记忆。

  1958年5月为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中央决定办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在当年招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兼校长,号召当年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响应了号召,高考报名时由清华改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型大学。所以我大学也是在中国科学院办的学校里念的。当时中国科大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系主任大多是各所所长,为使学生一、二年级打好基础,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到研究所上并参加一些研究工作,希望能做到比一般学校缩短一、二年时间进入研究工作。基础课老师都是各所的研究员,不少是顶级大师,如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等等,课程内容很深,课程负担很重。加上当时政治气氛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宗旨是要办成抗大式的,培养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人才的理工科大学,所以一入学就是全部军事化,十分严格,起床、上课、吃饭都集合排队,周日晚还点名,压力很大,家在北京的同学周末都不大回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杜润生秘书长常来学校作报告分析形势,校党委书记郁文更是经常到学生中,不断鼓励同学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他们对我们十分爱护,但要求,就只是一个字:“严”。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不少在科大。但无不是考进来的,没有“走后门”来的。他们和所有同学一样,根本看不出是“高干”子弟,更从没有小汽车接送之类事。只是校党委对他们要求更严,常常给他们开会“严加管教”。进校那年正值大炼钢铁,各班都有一个小土“炼钢炉”,下课后还要去炼钢,还要下乡去帮助秋收、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如:诗歌比赛等,当时北京高校都停课了。但郭老和校党委坚持科大不停课,那时科大同学真是在拼命学习、工作,是很辛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冬天,冷极了。校党委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给学生增加一些热量,还允许晚上可回宿舍披盖着被上自习,另一方面仍坚持学习的质量。但同学们精神状态很好。文革前,那几年,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传着“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口号,科大从来都是高考录取分最高的几个学校之一。文革前,科大这几届的同学中,后来不少学术有了成就,有的还当选为了院士。据说,国内高校毕业生中,科大的产生的院士比例最大。文革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迁至安徽后伤了元气。

  1963年我在科大毕业后,进入人生的工作历程时,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没离开中国科学院。在物理学家丁渝教授领导下,开始了实习研究员工作。丁先生人很好,是位要求很严的导师。他让我从基础性的工作如学习稳压电源的大电池的维护,吹玻璃等做起。但没多久1964年他就去东北村参加“社会教育活动”了,1965年他回来,我又去安徽参加“社教”了。待我1966年夏天回京,文革就开始了,我家随后被冲击,父亲被诬陷为“特务”而被隔离,连母亲,这位几十年的家庭妇女也被关进牛棚。我则因父亲的“问题”而“涉嫌”受审查及被暗中监视,精神压力很大。中关村灰砖宿舍楼的父辈们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受到很多摧残,有的还为此付出生命,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反右”时保护了父辈们的张劲夫同志及院党组此时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受到迫害。那时中关村各所相当多的科研人员去了外地的“五七”干校,留下的人则每天上班从“早请示”开始,中间还常要开会学习,做不了什么研究工作,到“晚汇报”一天结束,科研基本处在停顿状态。尽管文革如此严重的干扰破坏,1975年初,文革中复出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还是在3月和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一起批准进行中国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1975年7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决定由郭沫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王屏、刘华清、胡克实及科学院原领导武衡等组成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对科学院进行全面整顿。耀邦等同志一来科学院,就一个所一个所深入到研究室,针对文革对科学研究的破坏及科技人员的困难进行调查研究,与科技人员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风雨无阻,耀邦在高能所调研时还在雨中边走边谈,不慎滑摔了。他们边调研边尽量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提出了要设法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五个问题,也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无住房、待遇低、无煤气罐、孩子上学的困难,即当时被人们称的妻子、房子、票子、炉子、孩子“五子登科”,等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满怀信心地要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也让广大科技人员看到了光明前景。院党的核心小组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8月中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0月在科学院共青团组织的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从开始坐着到站了起来,激情地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扫近十年文革的压抑,场上一阵阵激动的热烈掌声。这个报告很快传遍了科学院各单位,甚至全国。那情形至今难忘。但不料,此景不长,11月后全国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再次遭到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成了小平同志对全国各项工作整顿的三个文件,即被“四人帮”称为“三栋大毒草”中的一个,遭到全国的大批判。耀邦同志等当然也又遭批判。1975年寒冬的一天,科学院机关批判耀邦等同志的大会,一直开到下班后仍不散。此时在科学院院子里的所有汽车一起鸣喇叭,久久不停,使批判会开不下去,可见这种批判会之不得人心了。耀邦同志又“靠边站”,停止了工作,接受批判。那时,社会上对文革,对“四人帮”的倒行道施,民怨已起。传抄材料很多,耀邦通过秘书梁金泉同志要我给他送些传抄的材料,我就常在周日骑车悄悄把一些传抄材料送到富强胡同他家里梁秘书处,犹如“地下工作”一样。当时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后来又兼科学院的负责人,也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在很困难情况下,为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项目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也为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做了些前期的预研、准备工作。我则在方毅同志领导下,为此项目做些具体的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还临时被抽调,跟随刘华清、高登榜等领导同志做些科学院京区单位的抗震工作,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优秀品格,受益匪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后的一天,此事还处保密状态,郭汉英就来我们家兴冲冲告诉了我们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粉碎,祖国迎来了新的一页,但百废待兴,各种困难成堆,仍处“春寒”阶段。父辈的科学家虽大都古稀之年,但仍全心投入祖国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辈也已是中年了,都抓紧时间积极投入了新的学习和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春风,祖国各方面都展现了新的活力,生机勃勃。

  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给科技界带来了生机。尽管当时国家经济仍相当困难,对进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和建造,国内外也都有不同意见。当时外国朋友曾问小平同志,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小平同志回答所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想,不能只看到眼前。”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地决定进行这个科研工程项目, 同时决定由科学院老领导谷羽同志为首(1986年谷羽同志离休后,由周光召同志接任),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北京市领导同志张寿、林宗棠和张百发组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领导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工程领导小组让我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这个在新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宏愿经历了几十年八上七下的科研项目,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实现。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全国几百个科学研究单位及工厂,上万人团结协作,不计报酬,奋发进取,自力更生,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充吸取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顽强拼搏,同时又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把拼搏精神用到保证质量上。宋平、方毅、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工程领导小组成员谷羽、周光召、张寿、林宗棠和张百发同志经常深入到设计、施工,设备加工、安装调试现场看望大家并帮助解决各种问题,鼓励大家,给人们以力量。仅为北京谱仪的探测器从房山运到玉泉路,北京市就出动了公安、交通、桥梁、公路、供电、供水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还有武警战士,前后十几辆车“保驾护航”,中间是超高、超宽、超重,而且极为精密,怕震,十分娇嫩的外形筒状的探测器,车速很慢,有的地段还要为它交通管制。路上人们虽不知运的是何物,但看见车上整个巨型筒上漆着鲜红的五星红旗,就猜一定是扬我国威之物,无不十分高兴让路。这只是这个工程成千上万件事中的一件。历经一千几百个日日夜夜,克服了重重困难,精心设计、研制、安装和调试。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时所有的人就是有那么一股劲,很少有假期,日夜“连轴”转,真是夜以继日,又日以继夜啊,有人累倒在隧道里,醒过来接着干。当时根本没有奖金之类,夜餐费是八角钱,买一包方便面加一个鸡蛋,自己还要贴四角钱。无论职位高低,所有人都一样。工程领导小组会及经常召开的有各部、委领导,院士等参加的工程协调会等各种工程有关的会议,都从未在宾馆开过,有时甚至还在现场工棚中开,更无请客送礼的事了。这些都是现在的年轻朋友很难想象的。这个项目还是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时亲自决策下,方毅副总理与美国能源长签署的中美两国第一个科技合作的项目,每年都举行双边联合委员会,总结和商谈合作事项。我从头到工程建成参加了每年的会议。美国的五大国家实验室,李政道教授和很多美国科学家给予了很大帮助,成为两国科技合作的典范。我们仅用了四年就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能加速器,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公认和高度赞扬,并荣获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同时,为了适应高能物理研究数据的处理和工程的国际合作,在国外有关科研中心的帮助和合作下,1986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在国内首先使用卫星通讯与欧美开通了电子邮件,1988年高能物理所的数据处理的大型计算机成为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第一个节点,从而开始了中国互联网的时代。这也是这个项目给中国高科技乃至全社会的巨大贡献。在此期间我有幸多次接触到和聆听邓小平,这位历史巨匠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他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视察时说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永远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方向。这个科研工程项目实际是他老人家对他的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一次实践,也是改革开放后祖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文革”十年的动乱和封闭,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十分困难,而教育的停顿,更使中国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如何尽快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是文革结束后极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与李政道教授认真讨论后,邀请李政道教授于1979年夏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了两门基础性理论物理方面的课程,讲了两个半月。来自全国的研究人员、大学老师、学生共五百余人参加了听课,其中不乏有知名学者。李政道教授每天上午讲课,中午则轮流与听课的人共进午餐并进行交流,取得了很好效果。这实际是一次大范围的“补课”,成为当时国内物理界一件大事。接着,因当时国内不但经济十分困难,而且尚无TOFEL考试等正规出国程序和渠道,美国大学又有着严格招生程序情况下,除了极少数公派生外,只有少数自费的留学生赴美学习。为尽快大量培养中国的年轻人,李政道教授与严济慈副院长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提出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为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暂时性通道。虽遭国内外一些人的非议,但在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支持下,中美两国有关大学和学者积极配合下,每年有百名中国物理专业学生通过严格考试进入美国一流研究院攻读博士,所有考取的学生都得到美方的全额奖学金,无需中方负担。共进行了十年,近千位中国年轻物理学子因此而赴美留学,后来生物和化学领域也曾按此方法派出了一批年轻学子。李政道教授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和物力。中国科学院则在当时为中国教育和科技界人才的培养向世界推开了一扇门。

  上世纪八十年初期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院长与李政道教授及国内一些科学家研究后,参照了国际上科学基金制度,首先将同行评审,公平竞争的机制引入了中国科学院院内科研经费的分配。经过中国科学院内几年试验,1985年,李政道教授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意见,这也是中国改变以往科研经费由计划分配模式向同行评审,公平竞争机制,与国际上的科学基金制接轨的重大步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已成为促进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国际上也享有很好的声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中国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处在“文革”后的“复苏”阶段,急需解决的:一是,要让中国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最新的研究的信息及与国外的交流。二是,要适当解决物质鼓励的机制,改善研究人员的生活。为了创造一个促使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内的进行研究工作和交流的较为良好的学术环境,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与李政道教授商量后,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由中国国家计委和国际民间学术机构“世界实验室”资助,中国科学院与世界实验室于1986年合作成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中国创造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宽松的、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干涉的,面向科学发展前沿的研究环境,同时,不仅资助国内科学家进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而且组织国际上在第一线进行研究工作并有成就的学者来这里进行讲学和交流,促进了国内外科学家之间联系和交流,鼓励和帮助了国内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20年来该中心每年举办涉及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各种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交流和培训活动都达二十余次,同时,这里还提供当时最新型的大型计算机服务,在信息交流,建立宽松学术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开阔了国内科研人员的眼界,二十年来,有近二万五千人次参加了该中心的学术活动,费用均由该中心负担。而该中心的各类学术成员从这里得到的可以自主掌握的资助,也大大改善了国内一些科研骨干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稳定了科研队伍,为当时国内科研的“复苏”和发展,起了历史性作用。

  改革开放初这段期间,在海峡两岸关系上,1979年秋中国科学院的卢嘉锡率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联合会(IUPAC),大会期间,经多次协商、交涉、据理力争,恢复了中国化学会在此联合会的会法地位,同时也保留了台湾化学组织以“中国台湾化学会”名义,作为地区性组织在联合会的地位,成为了我国恢复在国际学术组织席位的突破。1984年在李政道教授推动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也以中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身份妥善解决了海峡两岸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物理学会(IUPAP)的问题。1992年周光召院长邀请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来北京访问。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管理很严,不让随便请假。光召同志为我亲自向校方请假,让我回来负责整个接待工作。这是当时台湾在任的最高官员第一次的来访,我们这边从最高领导到下面参加接待的每一个人都十分认真的对待。吴大猷先生这次来访的成功,正式开始了两岸学术界的交流。这些事在今天已都不成为任何问题了,但在当时却都是极为敏感,有很多困难,甚至有存在很大的风险。这些事情的成功也表明了中国科科学院以他特有的地位,在两岸关系的交流上起了推动作用。应该说中国科学院在文革结束后,在各方面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复苏和发展,乃至海峡两岸交流上,都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也起到了火车头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中国科学院地位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有关部门酝酿向中央提出一个中国科学院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取消中科院下属实体,一些应用性强的研究所并入工业部门去,而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则转入高等院校,中科院只保留为一个名誉性学术机构。当时虽在有关部门内部酝酿,但已引起了科技界的一些混乱。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意这个酝酿中的“改革方案”,认为这将严重影响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当时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卢嘉锡、周光召同志对此十分焦虑,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如拿到中央讨论,必将引起新一轮的争论,不利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要我马上去向正随胡乔木同志在外地调研的谷羽同志汇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进展情况,同时向她报告“改革方案”之事,盼谷羽同志能尽快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我向谷羽同志汇报后,她对此也十分重视,当天就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反映了对这个“改革方案”的反对意见。当时,不少科学家听到这个改革方案的传言后,也都强烈不满,也经不同渠道反映到了中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使得这个取消中国科学院实体的“改革方案”没能正式出台讨论而作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我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办公厅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均受命帮助李政道教授处理些他在国内的事务。2000年退休后,应李政道教授之邀,经中央和中国科学院领导指示,继续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协助李政道教授处理他在国内的工作。我除了协助他做与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合作事情外,还帮助他与人事部沟通,处理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倡导的国内博士后流动站的发展问题,与教育部及一些高校联系处理有关教育和学术问题以及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自己创办的培养大学生的“箬政学者”等等事宜,直至2006年底我患病后才离开。我因工作关系,经历和参与了中国科学院这些历史性的事中一很小部分,并在中国科学院历届领导的领导下,做了些具体的工作,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科学院这些历史性的事件。

  往事如云烟,但亦不如云烟。我在中国科学院七十余年的经历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历程。岁月沧桑,今天,中国科学院已具百余个自然科学技术的科研实体,所属的各研究所也已从初创时期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甚至上千人,研究设备和实验楼更是可与世界先进国家媲美了。昆明小西门化学所的旧址已找不到了,上海长宁路“杏佛楼”和岳阳路的“大房子”,北京中关村的加速器大楼,在周围高楼大厦丛中显得那么渺小,寒酸了。中关村的灰砖的宿舍楼也被拔起的高楼大厦代替。中关村已成了闻名于世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批新人在成长,祖国在迅速崛起。中国科学院经历了六十多年风风雨雨后依然是国家科技事业的火车头,而且是高速“和谐号”的车头。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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