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著雨扬花湿更飞
——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发表时间:2011年06月08日 作者:刘浔江 【字号:

  就在我作教书匠至四十年而年届花甲、被一刀切了下来而进入退休行列之际,我就不禁想起了林语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人永远在朦胧的路上走着”。回首往事,我信然。

  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而天才的时代,我既平常而又非天才,所以只能像江河的流水一样,总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向前方。与相应于伟大而天才时代的那些为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繁荣而献身、并以坚韧顽强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耕耘在自己从事的领地的科学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道德操守却时刻在影响我“流向前方”,终使我“甘作红烛照人寰”地在教育领地上作一个名符其实的教书匠。

  那是1956年的时候,也正是我离开母校、走向生活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在全国学术风气日益浓郁的感染和激励下,在中国科学院1956年自然科学奖中折射出的党和国家对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估计的影响和启发下,我开始认真考虑着走向生活以后的定位。面对“有违”自己选学机械工程的初衷、而却被分到一个学校教书的现实,我开始有些不安起来。也许是少不更事吧,,我不顾是否会干扰钱学森先生的工作,竟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向他写了一封叙述彷徨心情和求教“工程控制论”内涵问题的信。信发出以后,我怀着后悔自己莽撞的忐忑不安心情期待着。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钱学森先生竟会于百忙中给我回了一封近两页的长信。信中除给我讲述了工程控制论的概要外,还针对我的彷徨心情对我作了语重心长的开导(可惜这封夹在《ВестникМоск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МатематикаиМеханика》杂志的信于文革中以杂志为修正主义的罪名被抄走而去向不明)。从而使刚离学校的我既对我所谓的“定位”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同时也下定了“甘作红烛照人寰”的决心而安心教学工作,并明白了凡事不可好高骛远、做事应以国家的需要为根据的道理。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彷徨的人总是找不到出路的。”当我从认为“教书”“有违自己选学机械工程的初衷”的心态中走出来而安心教学工作以后,我便分兵两路地沿两个方面“在朦胧的路上走着”:一是把未经“师范”经历的自己变成一个合格的教师;另一是在选定的领域里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在逐渐适应教学工作以后,我便深切感到基础不深所致的后劲不足,以致有时也闹出些捉襟见肘的尴尬。于是在努力学习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的同时,便分出一部分精力研读数理基础理论。然而这在当时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了日常教学活动中的集中备课、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别人的教学感受外,教学、学术两方面的理论提升却是要靠自己另外“寻寻觅觅”的,何况这时也没有我可以就我涉足地方的指导者。记得当时茅以升先生的《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载《自然科学》1950年第一期)等常是我反复学习的“教材”。1957年,钱学森先生的《论技术科学》发表(载《科学通报》1957年第四期),这篇文章最终使我“定位”在“力学”这一学科上,而恰好这年上学期我被安排任教数学和理论力学诸课。在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发出了对力学人材迫切需要信号(当时这首先表现在北大力学系专业第一届学生中的一批优秀学生尚未毕业即被抽调到了国防科学研究中。紧接着,高校纷纷设立力学系科而形成了一个力学系科建设的高潮)的背景下,在我确实考虑到我没有可能从事工程控制的主客观条件时、便毅然转向“力学”的学习和教学。从此,在力学的领地里,以读书、教书、写书伴此生。如今回忆这些往事,我要感谢启蒙我走向力学的教学与学术领地、但又从未见过面的老师钱学森先生和茅以升先生,他们和许多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其他科学家一样,是国家科学精神的承载者,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渊深学问始终被人们所敬仰、并影响着当时我辈千千万万青年踏上人生道路的正途,使他们在健全人格、崇尚科学态度、追求科学及真理精神上义无反顾。

  那是一个拒绝功利的年代。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叶企孙(中国科学院那时还未建立院士制度)以君子立身、泽及物理学人的事迹感人至深:早在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时,就为清华广罗人材,其中他把请来的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后来又将系主任和理学院的位置让给他、他力排众议,批准聘请毫无学历的华罗庚先生为助教、他提拔工人阎裕昌为实验员等都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虚怀若谷的胸怀、奇特的志节无不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一代数学家哈代传话华罗庚可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其他人是三年)时,华罗庚先生却说:“请转告哈代先生,我是为了求学问才到贵国来的,我不是为了学位而来的。你们只要能给我机会让我到贵校的图书馆看看书,允许我听听课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拥有一批淡泊名利、心系祖国科学、组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只要翻开一下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四个学部的学部委员名单,触名单所及,无一不是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大师,他们为着祖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国家的富强废寝忘食而鞠躬尽瘁。

  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年代。自1949年11月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每当我们忆及这一时期,那些激奋人心的事情就一幕幕映现于脑际:就在1955年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为新中国绘就了第一张科学蓝图,图涉6大类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便以超前的眼光和智慧、一当这张蓝图化作政府的庄严决定后,就以百倍的勤奋投入规划的实施。那一张张俯案凝思的熟悉面容,那一座座彻夜灯火的实验室都映射出其后两弹一星托起中华大地的自豪!“红宝石”激光器的闪耀,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大庆原油对中国贫油的否定,……中国已再也不是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旧中国!

  清源而流远,鉴古而知今。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家们所以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成就、还在于他们植根于我们的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他们不断继承和发扬着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勤劳谦逊、坚韧顽强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和献身精神。古代科学家中如刻苦钻研、敏而好学,发明世界上第一个地震仪的全才科学家张衡;如大胆创新、勇于改革,第一个建立完整绘图理论的裴秀;如旁征博引、实地调查,编写我国古代水文地理的郦道元;如十一世纪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如上踵张衡、下启来者,于天文、历法、数学、水利、机械等方面无所不通,被誉为“中国的第谷”的郭守敬;如历遍五岳,问奇于名山大川,开世界石灰岩地貌研究先声的徐霞客;如淡泊名利、致力科技,以“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为宗旨写出有重大历史价值和世界影响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科学家宋应星等,无不以他们丰富杰出的学术著作、卓越进步的学术思想、聪明睿智的科学方法、精密繁多的科学发明影响、启发着后来者,他们和后来者,不断充实着中国的科学宝库而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其重要意义仅由吴文俊院士曾通过分析我国数学古籍,利用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结合现代计算机技术,在数学机械化上作出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事例就足以说明!继承、发扬、创新,辅以勤劳谦逊、坚韧顽强和百折不挠,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代代相传。

  沧桑砺洗,岁月峥嵘,当阳光洒满中华大地、科学春满园的今天,我深信:在教育和科学的殿堂中,没有世俗,只有对未知不倦探索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即使四处弥漫着商业化的、短视而浮躁的社会风气时,春天仍然是属于对未知的不倦探索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的科学院士们的。不错,“受风燕子轻相逐,著雨杨花湿更飞”,春天永远是属于他们的。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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