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二等奖10篇
三等奖20篇
优秀奖25篇
特别奖若干
网络评选:2011年8月30日-9月20日
奖项公布:2011年9月21日
颁奖典礼:2011年11月
邮箱:zhengwen@cashq.ac.cn
 
中国科学院应重塑科学精神
发表时间:2011年06月07日 作者:蒋高明 【字号:

一、考研时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

  最早听说中国科学院是在大学二年级。当时在教室里闲聊,有同学提到中科院,我竟然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的简称。同学说中科院就是造原子弹、导弹、放卫星的地方,是中国科学家聚集的地方,才知道中国科学院是很厉害的单位。而听说植物研究所,竟然更觉新鲜,我天真地认为数理化才是科学家研究的事,那些树啊花啊草的,怎么也会被列入科学院的研究内容呢?有了对中国科学院的无尚憧憬,就决定大学毕业前,考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生。

  我的这一决定是在大三做出的。那时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简称北植所,因为在上海还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上海植生所。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窗好友时,有个同学根本不相信我有实力考进中科院,他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能够考进北植所,我就倒着走”。那神色分明是不相信我能够考上,咱们山大的学生怎么能够斗得过北大的呢?也别说,自77级以来,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生中,报考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的,几乎全军覆灭。这也正是该同学不相信我能够考上中科院的主要依据。尽管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上游水平,有时还是前几名,但报考中科院我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但是,既然决心下了,且与那同学“打了赌”,强烈的自尊心驱使我加倍努力。每天晚上自习直到熄灯,教工来催了,再转到有灯光的教室接着学。楼门关了,就从厕所里跳出去回去睡觉。那个时候,我的信念只有一个——一定要考进中国科学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9月,我以总分第二名(其中植物学成绩第一名,97分)的成绩考入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师从导师黄银晓研究员,从事污染生态学研究。黄老师是广东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当时为环保组组长。是年报考植物所的全国考生有120多人,仅录取19人,竞争十分激烈,90%以上的考生来自北大、南大、武大、山大、南开、北师大、川大、兰大、中农大等重点高校。

  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所参加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0年,考上本所在职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中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侯学煜院士。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的“大农业”观点曾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侯先生去世后,我被安排到张新时院士门下继续攻博。张老师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生毕业后,除了1991——1992,1995——1996期间我在英国和美国度过,以及几十余次短期出国外,其余时间都在中国科学院。这样,屈指算来,我与中科院也有26年交情了。从一个对中科院极度崇拜的大学生,到中科院一名普通研究员,我对中国科学院的感情可谓至深矣,对她今后的发展也倍关切。

二、创新工程实施以后的中国科学院

  上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科学院,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我来到中科院时,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卢嘉锡、贝时璋等著名科学家还都在工作着,物理学家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全国最早的研究生院)院长。开学典礼时,严济慈院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植物所当时的著名研究员中,就有汤佩松、秦仁昌、侯学煜、于德浚、崔澂、王伏雄等,学部委员就有八九个。那时候,说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家最集中的地方,是丝毫不为过的,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大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世纪大部分岁月里,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首选之地就是中国科学院(解放前为中央研究院)。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界领军人物还是早年从欧、美、日等回国的一批科学家,年轻力壮的则是早前留苏或留东德回国的科研人员,还有新中国五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中国科学研究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能够安心做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即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用他诗人般的热情,在人民大会堂宣读《科学的春天》以后,这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科学家的斗志。于是,承担国家任务、培养人才、认真审稿、举办各种培训班、参加国内会议与国际会议等等。那时候的科学家工作是很从容的,是非常认真的,更是令人尊重的。

  但是,毕竟当时中国科学事业存在着人才断层问题,加上国门打开以后,年轻学者纷纷外流。我考上研究生那年,正是考托福最热的时候,当大部分助理研究员工资只有七八十元的时候,美元的黑市价已到了1美元换10元人民币。可见,西方尤其美国,对中国年轻学者的吸引力有多么大,这也影响了中国科学院后备人才储备问题。

  市场经济大潮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科学院也不能幸免。就工资待遇而言,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指科研人员待遇偏低,人才外流现象明显。这个抱怨声音大约到上世纪末开始成为主频率,如不采取措施,将影响中科院的生存(有段时间传出声音说某领导要解散科学院,搞得人心惶惶)。于是,中国科学院实施改革——即后来的“知识创新工程”,从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开始。我是从1997年开始,作为植被数量生态开放实验室研究人员,部分进入创新的。创新后的工资,比非创新人员高了1倍。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我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实施创新工程后,中科院研究人员的收入也提高了2——3倍。关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不同研究所也有不同的理解。以研究员为例,进入创新工程的,有的研究所叫基地研究员,有的叫创新研究员,也有叫首席研究员的。总之,他们与普通研究员的差别,就是经过激烈竞争上岗,待遇实行三元工资制度(国家工作、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因工资待遇提高了,有人将中科院的创新工程戏称为 “创薪”工程。

  实际上,科研人员尤其课题组长要保住队伍不散、保住自己的饭碗也很难。每个研究所都实行严格的考评机制,年年评估,有的还要进行国际评估。评估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有的所实行末位淘汰制,有的则将占后5%的研究组强行解散。评估依据几乎都以研究人员发表文章(先是SCI数量,后是点数,最近又搞引用次数)作为重要的指标,计算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无形中增加了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生存压力,保饭碗成了大部分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

三、中国科学院SCI崇拜期

  在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下,在中国科学院带领下,中国SCI论文数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应当说数量有了,但论文质量差了,人心浮躁了,科学院地位下降了。科学家大都钻进了钱眼里,将申请经费当成第一要务,有了钱雇佣他人发表 SCI文章交差。创新工程实施后,办公环境大为改善了,首席研究员达到了每人一间办公室标准,但人与人之间距离远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少了,人变得冷漠了。与中国整体卷入经济大潮一样,近十几年来中国科学院一度进入了SCI盲目崇拜期,科研自信心严重下降,言必称美国。为了发表文章,不断重复别国科学家的劳动。学科布局方向大而全,存在明显的耀富心理,要与欧美的研究所一比高下,开始计算我们离得诺贝尔奖的日子还有多远。

  高校和部门与地方科研院所,纷纷效仿科学院,也都强调SCI,将SCI直接与职称、学位、岗位、经费、科研大奖等等挂钩。因为SCI与科学家命运相联系,科学家有好的成果首先考虑向国外高影响因子SCI刊物投稿,如被拒后,再试低因子的SCI刊物,实在没有办法才转回国内学报发表。这样,国内学报来稿质量无从保证。

  中国科学家为发表SCI而打拼。国内某著名专业科学院2007年获得各项经费3亿多元人民币,该院院长向社会公布其科研产出的时候,只提到发表了100多篇SCI文章,平均每300万元换来1篇,其余科学家一年算是白干了。另一个专业科学院为避免公布成果的尴尬,强调得到国家资助1亿多元,但发表各类学术论文500多篇。想必是后者发表的SCI不多,因此用了比较含糊的说法。当国家大量的资金换回的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SCI时,这充其量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还有些科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甚至和学生都懒得交流。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为发达国家的SCI刊物打工;地方高校和科研单位为国内的一级学报打工。由此所形成的“劳动力”真空由国内初学者,主要是硕士博士(后)大军来充当,所产生的学术垃圾数量相当可观。近年来,我国发表SCI和核心刊物论文数量直线上升,但是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影响力却与我们的大国形象严重不符。

  目前的考核模式,是用一个指标生硬地评价几乎全部的学科,它以简单的刊物影响因子来衡量科学家的贡献,只要有小学生的水平就能够做业务主管了。一些单位将SCI影响因子5以上的算一个门槛,发表的名利双收,发表不了的愁眉不展,面临下岗危险,惶惶不可终日,科学家哪有什么心思为追求科学真理而献身。长此下去,从科学发展来看,中国科学家永远树立不起信心来,因为评价标准是人家的;从国家的实际需求来看,中国科学家是在花纳税人的钱证明自己会写SCI,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反过来还是洋专家说了算。中国科学研究,不改革评估体制,将永远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动辄宣称超英赶美,或者近期攻下诺贝尔奖,这种功利思想难以造就培养一流科学家的人文环境。科技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树立不起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一句空话。

  没完没了的检查、考核、评估、验收减少了,中国科学家才能平静下来做学问,出于对科学的执著,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搞科研,而不是在美国人的指挥棒下做SCI的奴隶。如此,则中国科学幸甚,中华民族幸甚。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需要带个新头了。

四、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在中科院,许多研究所规定,研究生毕业要有文章正式发表或者接受,博士生一般要发表SCI,且要求一定的点数;硕士生至少是国内的一级学报。按说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研究生认真做学问,有好的实验结果发表是正常的。可问题偏偏是,中国每个研究所都这么要求,每个大学都这么要求,问题就来了,国外的刊物不可能都发中国人的文章。事实上,由于受中国投稿大军冲击,人家反而对中国人的文章高度警惕起来了——中国有那么多值得发表的科研成果吗?他们的数据可信吗?即使国内的学报,也不能都发毕业生的文章啊?这样一来,中科院研究生发表文章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研究所当年毕业取得学位的人占的比例少于四分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26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虽然中科院的研究生们SCI文章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中科院的学位贬值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生源越来越差。中科院生源质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可能是,研究所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一些学生得知在研究所不能按时得到学位,就放弃考中科院。当然,规定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来考的可能不是好学生,但这样的声音传到社会上多了,吃亏的还是科学院。毕竟,当今的科学院与当年不一样了,中科院已经不是重点高校毕业生的首选之地了。

  第二,研究生不认真撰写毕业论文。研究生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发表论文,并不关心科研的意义,甚至为了争题目、仪器、数据,互相保密,互相猜忌,不参加学术活动。平时孤陋寡闻,怎能够指望他们在科研上有所建树呢?其实,对于想从事科研的学生,即使不要求他们发表文章,他们也会发表的。那是主动发表,其本质不同。

  第三,毕业难。因为没有文章发表,许多学生就被迫留在课题组继续憋文章,导师们又对学生的论文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让他们发表低IF的文章。这样,学生不能按时毕业,带来了精神压力,影响了学生相亲、恋爱、成家,在这样的心情下,学生们怎么能够热爱中国科学院?一些导师,拼命使用学生,把他们当成廉价的打工机器,学生论文憋出来了,通讯作者获得了甚至院士这样的荣誉,可他们的学生呢?八九年得到一个学位,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SCI论文上,学生心里的苦楚跟谁说呢?

  第四,就业难。学生拿学位与SCI论文发表直接挂钩,这在国外高校或研究所也没这么要求的。学生能否毕业应该由导师和论文答辩委员会决定,能否拿学位由学位委员会决定。如果前两条把握好了,那么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肯定希望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而不适合做科研的学生,让他们按时毕业就可以了,让他们学到严谨科学的做事态度,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说明我们的培养也是成功的。可是,科学院研究所的政策一刀切,没有文章就没有学位,一些研究生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就业单位,但没有学位,又被辞退了,造成了科学院培养的人才就业难。

  与人家比SCI是科研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些导师自己不做学问,靠剥削学生的劳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私欲,这一点是让学生们看不起的。假如中国科学院带头取消学位与论文发表挂钩,则对中国科技是大功一件。脱钩后,中国科学院整体发表论文的数量会下降一些,但导师和学生们,可以安心做一些有意义的科研,质量会提高上来。

  笔者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某生物类研究所2010年发表IF>1.6文章136篇,其中在读学生发表46篇,占33.8%; IF>5的文章34篇,其中在读学生发表10篇,占29.4%。已毕业学生中,还有27人(占19.8%)发表了1.6以上的文章,8人(占23.5%)。这就是说,即使没有了发表论文压力,研究生们照样为研究所贡献了科研成果,无非是当年得到还是来年得到的问题,是30%和20%的问题(对高质量论文而言)。

  客观地讲,中国博士生与硕士生及其导师们的科研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连哈佛、牛津这样的著名学府,都做不到研究生毕业当年就有文章发表,不发表就不给学位。我们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太偏激,太不人性化呢?笔者硕士和博士毕业的时候,并没有要求我们发表文章,可我还是发表了多篇文章。“要我发表”与“我要发表”效果是不一样的。

五、院士遴选——当代科技版的“范进中举”

  建国之初,支撑中国科学院的骨干人才,都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上的,除到台湾的外,哪些早期回国或在中央研究院很有资格的一批科学家,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很有影响,最有发言权。后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许多当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果没有政治问题,就沿袭成了学部委员。

  我第一次听说学部委员这个词是在大三的植物生态学课上,是听周光裕教授说的。当时,山大邀请一名歌唱家(当时还不兴称歌星)来校演出,欢迎的场面人山人海,包括校领导也去迎接。周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意思是对歌唱家给予的关注太多了,即使来个学部委员也不见得这么重视。在生态学家周先生眼里,学部委员才是厉害的角色。

  也的确如此。80年代中期整个山东省,一共才有两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一名是海洋所的曾呈奎先生,另外一名我记不得了。可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分量,那真是沉甸甸的。曾先生研究海洋藻类,70多岁了还下海潜水,大学《植物学》下册的紫菜生活史部分,就是他研究明白的。这样的学部委员是真正的学者。

  但随后的中国院士(1995年后学部委员改为院士)就开始出现了贬值。一是数量明显多了,另外是花样也增加了,除了科学院院士,还有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中国知识分子对院士追求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对诺贝尔奖的崇拜,且后者虚无缥缈,前者经过一定努力, 是能够实现的。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当了院士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各种好处接踵而至,住房之类的自不必说,单就科研经费就有花不完的钱。重大科研经费院士就很容易得到,即使他不想要,手下的人写好了,院士签个名,或出去参加几次答辩,那经费就来了。

  许多人当了院士后就变成了通才,以前讲话很小心的,后来就什么话都敢讲了,什么会都可以参加,参加还得坐在主席台的中间位置。学者官员化倾向异常明显,院士被社会高度吹捧,由人变成了神。

  很多知识分子,尤其做学问到了一定程度的优秀科学家,将院士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多年练苦功,正如古代士子的赶考,年年赶场。当上院士的,喜悦之情不亚于“范进中举”;当不上的,见人都矮三分。院士制度,已成了摧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工具了,在客观上阻碍了科技进步。

六、重塑科学精神——兼给中国科学院建言

  5月29日下午,中国日报记者程盈琪,就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中国科协报告指出的“要创造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电话采访笔者,她希望就总理的这句话谈谈我的感受。

  温家宝总理的原话是这样的:“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

  在讲这段话之前,温总理还有这样的设想:“国家财政要为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队伍。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

  笔者非常拥护温总理的上述指示精神,对上述讲话深感鼓舞,总理说出了科研人员长期憋在心里的真话。采访中,笔者同时指出了当今中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科院今后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意识,言必称美国,许多研究一直是跟风研究,是验证别人的观点,浪费了大量科研资源。中国科学院应面向重大科学问题或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自主创新的研究。

  第二,科学允许失败,对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也要允许失败,每年都要有新成果发表,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就不授予学位是不符合这一精神的。逼迫研究人员将大的研究成果变成小的文章发表,或不值得发表的成果通过各种形式包装后发表(如雇人写英文、发表论文搭车、请洋人代写等),或干脆科研造假,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第三.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无法安心研究。研究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争经费、花钱和迎接验证;科研经费申请中出现了“包工头”、“三陪”(陪吃、陪酒、陪笑)现象;想做科研的没有经费,而拿了国家大量经费的则没有精力搞研究,搞分层承包。中科院可提高准入门槛,一旦进入就要稳定这支队伍。做好科学规划,适当搞一些自上而下设计的项目,先考虑中科院里那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参加,项目经费中包含这些人员的工资。

  第四,中国不缺少科研优秀人才,但缺乏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中科院与其花大价钱引进人才,不如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让更多的年轻人安心进军科研主战场。

  第五,改革院士遴选制度。一取消与待遇挂钩,只在荣誉上给予最高礼遇;二借鉴诺贝尔奖评选的做法,科学家自己不能报名竞选,由专门委员会根据科学家的贡献选择候选人,由科学家委员会投票,这一过程对当事人高度保密;三对年龄要有要求,接近退休或已退休的科学家才有资格当院士。做科学做到退休了,有没有好的学术贡献,基本上定局了;做过大贡献,有多大的重要影响,也几乎可以定论了。这个时期选出来的院士,才是真正做学问人的楷模。

  总之,中国科学院要恢复昔日的辉煌,应当正确面对当今科研评估体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总结就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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