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受宜
　　初见陈受宜，着实有些出乎记者的意料。
　　微卷的头发、一袭得体的格子连衣裙，你很难将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学者与我们印象中80岁老人的模样联系在一起。
　　这位“80后”，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同年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曾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和纽约公共卫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89年进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后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整合成为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所），曾任副所长、所长。
　　在科研与教学领域辛勤耕耘近六十载，陈受宜收获了满满的荣誉：1990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被国家教委和劳动人事部表彰为归国有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等。2015、2017和2018年入选全球动植物学高被引科学家。
　　“其实，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太婆。”言语中的淡然朴实，透露出的却是这位耄耋老人历经岁月沉淀出的不平凡。
　　爱国奉献守初心
　　即便时光已逝，但谈及双亲，陈受宜依然记忆深刻。陈受宜的父亲陈世骧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生从事进化生物学及昆虫分类学理论研究。1934年从欧洲留学归来，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他始终坚守科学报国的信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受宜，塑造了她端正的品格和爱国奉献的价值追求。
　　“父母对我的第一个教育便是要爱国，要始终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不能给祖国丢脸。”陈受宜回忆道。
　　在美国访学期间，陈受宜牢记父母的教诲与期许，事事处处谨慎，勤奋努力工作，给国外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如今，身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她也将爱国奉献的教诲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在陈受宜看来，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引导学生积极前行，教会他们执着坚守，鼓励他们找准人生坐标。“学科学，首先要学做人。”每当有学生出国深造的时候，她会言辞恳切地告诉他们，“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学习是为国家学，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祖国争光！”
　　实事求是崇实干
　　自小父母对陈受宜的教育便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撒谎”。在“七五”计划和“863”规划实施期间，陈受宜分别被借调到中科院院部和国家科委参与实施。她从没有因为手里的“特权”为自己和单位多谋取课题和经费，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公平、合理、科学的分配。
　　通过言传身教，陈受宜将实事求是的作风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在她的课题组里，没有“慵懒松散”的字眼，唯有“勤奋求实”的追求。在她的谆谆教导下，课题组的每一位学生都能主动融入科研的氛围，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勇往直前。
　　1989年，陈受宜被调到遗传所当常务副所长。对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的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母亲谢蕴贞告诉她：“你要记得父亲的话，权力和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而责任必须摆在第一位。”
　　父亲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自1952年起，父亲便开始参与主持中科院反细菌战科学调查中的昆虫研究工作，他领导昆虫研究室对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菌昆虫标本进行了分类鉴定，最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果蝇是经典遗传学研究中常用的材料，当时遗传学理论研究大多以此为材料。陈受宜和所领导讨论认为必须另辟蹊径，“做一些全新的东西”。于是将目标锚定在了新兴学科——基因组研究上。
　　当时，所里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研究基础，也没有设备和经费。要在基因组研究中有所建树得有“领头羊”。于是，遗传所引进了以杨焕明、汪建和于军为首的人才团队，成立了人类基因组中心。1999年7月，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注册，承担其中1%的任务，中国因此成为参加这项研究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
　　公私分明重平等
　　50多年来，陈受宜以严谨认真、攻坚克难的精神，公私分明、平等相待的为人处世之道令众人折服。
　　至今，陈受宜仍记得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两套不一样的信封和邮票，一种是公用信封和邮票，一种是自己购买的私人信封和邮票。他回复民众来信从来都是用私人信封和邮票。
　　父亲的公私分明有时甚至到了公而忘私的程度。与父亲在法国同一实验室学习的母亲在动物所20多年一直都是副研究员职称，父亲认为不能给自己老伴晋升职称，虽然委屈了老伴，但还是得以大局为重。
　　陈受宜位居遗传所所长职位的时候，从未给自己争取过房子、工资提升等福利，总是把这些福利给所里最需要的人。
　　作为研究所所长，陈受宜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一骑就是40多年。在她看来，上下班是自己的事，而车是公家的，不能用公家的东西办私人的事。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的家风在陈受宜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人生而平等，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父亲的教诲令陈受宜终身受益。
　　初来乍到的陈受宜对遗传所的情况并不了解，为了做好各项工作，她拜访了全所的研究员，请教提升遗传所实力的“良方”。她坚持研究所的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征求党委、学术委员会和职代会意见。这个过程确保了研究所的决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也更得人心。
　　日复一日，那些陈受宜始终认为“应该做的、不值得宣扬的小事情”，深深地感动着她身边的师生和同行。如今，80岁高龄的陈受宜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不知疲倦，一路向前。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太注重眼前的成果，希望他们能够瞄准科学上的‘老大难’问题，真正潜下心来攻克难关，为国家作出贡献。”陈受宜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0-09-24 第5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