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
　　编者按
　　8月29日，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樊洪业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8岁。
　　樊洪业一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史编研是其倾注心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之一。因院史编研工作，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与樊洪业有了密切交往，他回忆了自己与樊洪业的交往故事，细数了其在院史编研中的重要贡献，以作缅怀和纪念。
　　樊洪业先生从1990年起主持中科院院史编研工作，我是早就知道的。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学术意义却要到2000年。那年3月底的一天，他到九爷府（孚王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办公地点）参加学术活动，顺便送我一本他主编的新书《中国科学院编年史》。拜读过后，我发现那本书与常见的“辉煌”校史院史截然不同，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史实和研究线索，中科院院史确实有着丰富的学术内涵；另一方面，那本书甚至还能满足局外人的好奇心，如其中比较系统地披露了中科院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可与张劲夫先生宏文《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由此我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科技史，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会更深地介入到院史工作中。
　　200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中关村院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前身）查阅资料，快要闭馆的时候，接到樊先生的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见面。从图书馆到思源楼并不远，10多分钟就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院领导很重视院史工作，刚才分管领导特来征询他的意见；他反复考虑，认为院史工作还是交给专门的科技史机构做更好，希望我能把这个工作接下来。他简要地跟我讲了10多年来院史工作的情况。面对他的殷殷期待，我无法推辞，过了一两天就应承下来，随即向廖育群（时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作了汇报。转过年来的元月，曹效业（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和樊先生一起到九爷府，与廖育群等所领导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工作计划。那年6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院史研究室，樊先生毫无保留地指导和帮助我们把院史编研工作开展起来。从1988年结识樊先生起，他一直在帮助扶持我，自此我们在学术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和共同语言。
　　中科院伴随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中科院的历史，是共和国科技史的一个缩影，拥有其独有的绚丽荣耀与艰辛曲折。这也就决定着院史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但又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我是在投入这一工作好多年之后，才逐步体会到樊先生从事院史工作之不易的。这期间共同经历了一些事，与他一道体会到院史工作的甘苦。这些暂且不表，只简单地谈一谈樊先生对院史工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樊先生主持建立了院史编研的资料基础。上世纪90年代，樊先生作为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负责人，从各种资料和废弃档案中抢救出一批珍贵的院史资料，围绕重大事件或关键节点开展院老领导和科学家的访谈工作，厘清了建院早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筹划和主持编辑《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创办并主编《院史资料与研究》，为院史编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樊先生以他丰厚的学术积淀和卓越的史学识见为院史编研制定了长远蓝图。在2006年元月的会商会上，樊先生提出了对院史编研工作的计划要点和近期重点，得到与会领导的一致赞同。此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照此开展工作的。
　　第三，樊先生为院史研究建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院史校史这一类工作，难免受到现实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有时甚至为了现实利益服务而歪曲或隐瞒历史。樊先生主张院史工作的第一要义是存真求真，绝不可曲学阿世。因此他一面抢救发掘史料，一面就院史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流考源、去伪存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如《〈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来龙去脉》发现和解读了中科院的建院蓝图，《陈伯达“被”书记始末》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个讹传。他还主张院史工作要着眼于共和国科技史的全局进行研究。他患病后还撰写了《周恩来“科代筹”讲话与新中国科学方针》的重要论文，为共和国科技史写下了精彩的开篇，70岁时所作长篇论文《李四光与中国地质学界的历史纠结》更是一篇体大思精的杰作。
　　第四，樊先生为院史编研培养了一批人才。2006年以后的一些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请樊先生担任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尽管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并不多，但他参与了院史方向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方向很多研究生的开题、考核和答辩等诸多环节的指导工作。青年学生和研究者向他请益无不有求必应，言必有中，毫无保留。可以说，现在所有从事院史编研工作的后生晚辈无不亲承樊先生的教诲，他的卓越识见和学术风范是后学的榜样。
　　第五，樊先生积极倡导院史文物等中国近现代科学文物的保护。他大声呼吁在中关村科学城改造过程中注意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文物。早在1998年前后，他就向院领导建议中科院设立院史博物馆。2011年一个小规模的院史馆试运行后，他又建议适时扩建一个与中科院历史地位相称的院史馆，病中仍为此忧心如焚。
　　晚年的樊先生，在主编《竺可桢全集》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以及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学术指导之余，主动承担了多卷本《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的研究写作任务。令人痛心的是，在樊先生解决了该卷的一系列疑难、设计好该卷的详细写作提纲、刚开始动笔写作不久，可恶的病痛就迫使樊先生辍笔。其间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他几次准备继续写作，可是越来越糟糕的视力和体力使他不得不放手。现在，只好由我们接过樊先生未竟之卷，争取早日完成了。
　　2015年春夏之交，当樊先生得知我将离开学习和工作了30年的研究所调往中国科学院大学、院史研究室也将整体转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时，他曾对我说过一段动情的话。话长不引了，最后他说：我们做院史和中国科技史，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敬爱的樊先生，我不会忘记您的嘱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0-09-24 第5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