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国外被称为‘打开国门的政策’。” 说到“开放”一词，曾经在美国留学、工作10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有着独特的感受，“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重新打开以后，中断了很长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得以恢复。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科技事业迅速崛起，现在开始迈入世界科技大国的第二方阵。”

    科技界的对外开放，始于科技人员的互访交流。1977年中国科学院派出去、请进来的科技交流人员仅有545人次，1979年增加到1850多人次，现在则是每年2万多人次，30年间互访量增加了40多倍，平均6年左右翻一番。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合作主要以人员交流与培训为主，现在则上升为以合作研究与共建联合机构为主。”以中国科学院为例，近年来与德国马普协会共建了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和上海交叉科学中心，与法国合建了“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等3个联合实验室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与俄罗斯合作建立了5个联合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国外之所以愿意与我们合作研究及共建合作机构，是因为双方的科研工作各有特色、水平相近，能够做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能否参与世界重大科学工程，更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直接体现。在这方面，我国科学家承担的份额逐渐增多，其地位和角色也发生了质的变化。2000年6月，我国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1%的任务；在此后的水稻基因组计划中，我国承担了12条染色体中的1条。2002年4月，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与欧洲空间局合作实施；前不久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轰动的发现暗物质粒子湮灭的可能证据，也是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提出原创思想，联合美、俄、德等多国科学家共同完成的。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拟南芥基因组计划，我们只能看着人家干；今年5月份我到美国访问，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参与我国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项目的合作研究。”李家洋感慨地说，“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主要是打开国门，开阔眼界；80年代，我们主要是到国外取经，向人家学习；90年代，开始在一些科研课题上与国外合作，但主要还是以参与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由配合参与变为‘平起平坐’，并且在一些重大工程中转向‘以我为主’，由我们提出研究思路、计划，并组织实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才刚刚开始。”

    近年来，我国与国际技术方面的合作更加频繁，我国已开始向国外输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技术与成果，造福世界民众。例如，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选育的猕猴桃新品种“金桃”，其综合性状比新西兰猕猴桃高出一筹，目前已在欧洲、北美等地大面积种植，为国际猕猴桃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的科技需要融入世界，世界也需要更有作为的中国。李家洋副院长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相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一定会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在世界上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