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科学装置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陈和生院士
在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开放，以及基于这些装置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飞速发展，面对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根据周总理1972年9月的指示，以原子能研究所一部为基础，在1973年2月建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刚复出就在1977年9月部署中国高能物理人才的培养。邓小平大力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并于1984年10月来到高能所，为对撞机奠基。4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按期建成，不超预算，并迅速达到设计指标。1988年10月，邓小平再次来到高能所，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落成典礼，并发表《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讲话。小平同志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20年来，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历程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论断，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不断凝练科学目标，用自己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实现了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20年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运行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我为主的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获得了T轻子质量精确测量、R值测量、发现新共振态等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在T-粲物理实验研究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国际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对撞机“一机两用”，成为我国诸多学科的同步辐射大型公共实验平台，涵盖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纳米科学、材料科学、资源环境、地球科学、高压物理、化学化工、微电子和微机械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结果。高能所正在发展成为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多学科交叉前沿的大型研究基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还为我国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开放和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科研、工程、技术支持和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相关领域高技术的发展，包括高频、微波、精密机械、核探测技术、快电子学、自动控制、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核成像、核医疗等。高能物理的国际合作，使得高能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的第一个带点，并在90年代初引进和推广了www网页，对于中国IT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技术的持续发展。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两次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汇报，并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2004年1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动工建设，总投资6.4亿元，建设期5年。BEPCII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交叉对撞技术，主要性能将提高100倍。大型探测器北京谱仪进行了全面改造。经过高能所全体同志的团结拼搏和无私奉献，在全国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于今年7月高质量地完成了BEPCII工程的建设任务，不超预算。调试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创造了这个能区加速器亮度的世界纪录。改造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将在其工作能区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之一。该工程在建设中采用了大量新技术，许多已经实现产业化。
20年来，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积极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不断凝练科学目标，从当初的主要面对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大型专用装置逐步扩展到多学科交叉前沿的大型研究平台和重大科学技术公益设施。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大幅增加了对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的投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确定了最近两个“五年计划”大科学装置建设的方案。国家发改委组织和领导了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实施，并积极研究和完善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
中国科学院承担了大部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和开放任务。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10年正是我国大科学工程飞速发展和硕果累累的10年。这些大科学工程许多已经圆满完成建设任务，投入运行和开放，取得大批创新科技成果，在建项目进展良好：
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HIRFL-CSR于2000年4月动工，投资2.935亿元，今年7月通过国家验收。
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于2000年10月动工，投资1.65亿元，去年3月通过国家验收。
大天区多目标望远镜LAMOST，2001年8月开工建设，已完成硬件安装，各项指标已达到设计要求。
上海光源SSRF，2004年12月动工，总投资12亿元，已调束出光；预计按期于明年中验收。
强磁场装置，今年5月动工，总投资2.6亿元。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去年1月由科技部批准立项，10月动工，投资2.5亿元。这是以我为主的大型国际合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去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总投资6亿元。
散裂中子源CSNS，今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总投资14亿元。
此外，还有合肥同步辐射装置二期、遥感飞机、长短波授时系统、神光高功率激光试验装置、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武汉生物安全实验室(P4)、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网等。这些大科学工程装置已经或正逐步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国家综合性科研基地，并不断取得新研究成果。按照“地域上分散、区域内集中”的大科学装置建设全国布局指导思想，逐步形成依托大科学装置群的五个综合研究中心：北京、上海、合肥、兰州、广东以及一个天文观测网络。
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经验和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实践表明：作为一个国家科研基础设施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大科学装置是支撑基础科学前沿研究和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的公共平台，其建设和运行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核心、原始创新能力的高低。大科学装置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取得突破的必要条件，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必不可少的科技基础设施，是建立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大型科研基地的重要条件，并成为众多高新技术的源泉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
回顾我们20年来在小平同志这篇著名讲话指引下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坚信在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开放和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实现持续发展，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作出更大的贡献。
加强技术攻关 充分发挥空间设施强大作用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院长相里斌
1988年，邓小平同志到中科院高能所视察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下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20年来的国际国内发展态势，充分验证了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准确论断。
空间科技领域是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战略性高技术领域，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对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空间科技是综合性、交叉性、前沿性的战略高技术，不仅涉及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科学，而且涉及信息、自动化、能源、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高新技术，是现代科学与技术的高度综合，具有很强的科技带动和辐射作用。
中国科学院始终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己任，曾经为“两弹一星”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发展我国空间科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许多方面发挥了引领、骨干和带动作用。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中国科学院牵头负责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工作，包括通讯、导航、对地观测、新技术试验等方面。此次神舟七号任务中，中科院负责研制的伴飞微小卫星，第一次从空间拍摄到飞船的清晰照片并成功实施伴随飞行，是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跨越。
在探月工程中，中科院负责提出和确定科学目标以及后续科学研究工作，承担了地面应用系统总体、卫星有效载荷分系统和测控分系统(VLBI)的研制工作。获得了全月面的立体图像和宝贵的科学探测数据。
中科院通过自主创新，研制成功创新系列微小卫星，使构建“多、快、强、省”的空间系统成为可能。中科院创新一号01星于2003年10月发射成功，圆满完成了任务；创新一号02星即将发射。
中科院还为我国气象、海洋、环境灾害卫星研制了一系列遥感探测仪器。例如，风云一号卫星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计，其云图照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风云一号C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世界业务气象卫星序列。今年9月发射成功的环境与灾害监测卫星A、B星，分别搭载了中科院研制的高光谱成像仪和红外相机，获得了高质量的遥感图像，实现了航天高光谱遥感技术的跨越发展。
在空间系统需求的牵引下，中科院还组织力量，突破了一批基础材料关键技术，满足了国家急需。
目前，国际空间领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合作更加广泛、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对此战略高技术领域十分重视，在诸多重大专项、“863”、“973”等计划中都有安排。中科院正在制订空间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将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载人航天等方面继续开展工作，为我国空间科技领域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技术攻关，自主研制生产关键元器件。目前，我国的探测器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成本高、质量等级低、供货周期难以保证，制约了我国航天遥感技术的发展。二是加强应用研究，充分发挥空间设施的强大作用。我国在空间应用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一些空间设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应尽快开展新一轮的农业科技攻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
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我国30年农村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都作了明确部署，也为农业科技工作者如何为“三农”建设服务指明了方向。中科院农业科技工作者决心为《决定》的实施作出实际贡献。
自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叶笃正先生起，中科院科学家就一直倾注主要精力于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为黄淮海、西部和东北地区中低产田的治理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周光召院长的全力支持下组织了农业黄淮海战役，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自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先后支持了与生物技术有关的高技术项目，如水稻基因组测序与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小麦水稻重要性状分子设计及新品种培育推广、转基因动物和动物克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西部生态恢复与资源保护等重大项目。
去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后，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支持下，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投资1亿元，并指定由副院长李家洋和秘书长李志刚牵头，组织了“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项目。
自2007年起，中科院20多个科研单位的300名科技人员，以“保面积，攻单产”为核心目标，开展新一轮的农业科技攻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进行国家耕地资源与耕地产粮能力的监测与预警。中科院地理所和遥感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了土地资源动态变化的综合监测，能够做到每5年为国家提供监测数据。在点上通过遥感与实地测量相结合，测算了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目前，“空心村”整理有较大潜力，潜力在30%～40%；现有耕地整理增加耕地潜力在10%以上。
二是开展耕地土壤质量分等定级与生产潜力评估。由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组织实施，该所在土壤质量分等定级与生产潜力评估方面有扎实基础，其中河南封丘站有18年的肥料试验，山东禹城站有16年的肥料试验。
三是开展持续高效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研究。在山东禹城、河南封丘、河北栾城、陕西长武、江西鹰潭、黑龙江海伦等6个试区开展研究，为国家粮食年均增产1%提供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今年雨水条件好，陕西长武县旱地小麦亩产达到1000斤。
四是关于农业宏观政策研究。主要包括：(1)粮食预测，每年报送国务院；(2)全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潜力分析与对策；(3)关于农村改革，已完成农技推广、学前儿童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6个咨询报告。
总之，有了这样一支以农村基地为主战场，实验室与基地相结合，多学科联合作战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就能扎扎实实地为“三农”建设做点实事。
将找矿潜力转变为资源储量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
最近，国家启动了一些科技专项，与我们资源环境领域有关的有油气专项、水专项等，相信这些专项的实施将给相关领域带来实质性的进步。但相比之下，围绕固体矿产资源的科技投入不算充足，因此，地质界的不少专家学者也希望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在固体矿产资源领域组织类似的科技专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入，对主要矿产品的消费迅速增长，如从1990年到2006年，我国铝的消费约增长了12倍，粗钢增长了7.5倍，铜增长了5倍，而国内矿床勘探工作又进展不快，从而导致许多战略性矿产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促使国际矿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应该说，一些战略性固体矿产资源的紧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但是，国内地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如果我国在富铁矿、铂族金属、钾盐、金刚石这些资源的找矿前景不太光明的话，那么，其他战略性矿产均有巨大找矿潜力。这样说的依据主要有5条：1.全球三大成矿域，即环太平洋成矿域、古亚洲成矿域、喜马拉雅一特提斯成矿域，在我国均有分布，另外还有一些特色成矿系统，这说明我国成矿地质条件较好；2.多年来，我国已编录矿点20多万处，但经过勘探的只有2万多个，即绝大部分异常可供进一步勘探；3.我国西部还有很多地质工作程度很低的地区，无论地表还是深层都有很大找矿潜力；4.我国东部不少地区植被茂密，沉积物覆盖厚度较大，可成为寻找盲矿的地区；5.我国已有矿床的勘探开采深度大多小于500米，而世界上一些矿业大国的勘探开采深度已达2000～4000米，至少可以这样说，已有矿山的深部与外围均有增加新储量的很大可能。
那么，如何将找矿潜力转变为资源储量？我们认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相关科学研究工作应该走在前面，并应得到切实加强。在这里，我们提几点具体的建议。
一是要加强基础地质工作。过去，我国有庞大的地勘队伍，后来逐渐解散或转行了，以至于像填地质图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延续下来，从而给找矿工作带来较大困难。因此，从事基础地质工作的队伍体量较小的问题，今后应该逐步予以解决。
二是加强成矿理论的科学研究。我国地质条件复杂，许多成矿地区经历了多期的地质作用，因此，没有国外现成的成矿理论可供参考。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理解、恢复我国不同区域地质演化详尽历史的基础上，创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成矿理论。
三是组织地球物理勘探设备的自主研制。在矿床勘探中，尤其在寻找深部矿床和盲矿的过程中，地球物理仪器是最主要的工具。但我国目前的地球物理仪器主要依赖进口，并有逐步受制于人的趋势，这个局面亟待改变。
四是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我国矿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单一矿种的矿少，共生、伴生的矿多，但目前的综合利用水平只达3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利用率的提高，将大大增加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
五是开发绿色选矿、冶炼技术，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提供技术支撑。
我相信祖国会胜利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1983年，小平先生和祖国的其他有关人员研究和决定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不到5年的时间，能够在完全不超过预算的情况下建成，在世界所有高能加速器中也是很少有的。它的建设非常成功，而建成之后功能还在不断增加。25年来，世界的高能物理有很大的发展。25年前，在美国，最主要的高能物理研究是斯坦福电子直线加速器。在欧洲，主要研究中心是CERN(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可是今日，斯坦福电子直线加速器已经没那么优越了。CERN实验室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发生同样的改变。不过，CERN中心还是在坚持技术研究，只是最近CERN中心在运行上出了重大事故，这种事故在高能物理上损失巨大。而中国的对撞机工程，在祖国领导人的关怀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还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在这半个世纪中，人们对基础物理的了解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50年前，我们认为质子、中子、电子等都是基本粒子，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不是这样的。基本粒子有12种，除了6个夸克，还发现了三代共六种“轻子”：电子、缪子、陶子，及相应的三种中微子。
其中共有10种粒子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大亚湾中应用。这个事情我和很多美国朋友和中国科学家进行了讨论。那时我没有想到，这10种高能量粒子能应用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大亚湾。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不了解一些粒子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些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得到了答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了解了原子的构造、分子的构造，并应用到了各种试验。可是随着时间变化，基本粒子不是原子，也不是分子，如大家所知道的，变成了12个。对于研究这些粒子的构造，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它们的作用，它们背后的能量，我自己也很关注。
我相信没有问题，祖国会胜利的。(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阅) |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