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在卢嘉锡院士的带领下，一批科研人员参与到福建物构所的建所工作，并开展科研工作，朝着着重抓科研、抓管理前进。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以下简称物构所）从白手起家、艰辛创业，发展至今成为中科院优秀研究所之一。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参加物构所工作的人员，我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培养人才，组建建所队伍

　　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卢嘉锡授命着手规划在福建筹建研究所。那时，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培养一批人才，承担起在十分困难条件下的建所任务。他果断地采取“就地取材”的举措，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现在的福建师大）抽调在校生，送往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进修学习，作为建所的基本力量。

　　在福建师院物理系，我和两位同学是第一批被选调到浙大进修的学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件事！1958年9月的一天，我们班正在准备庆祝国庆节目，系领导通知我们，国家工作需要，决定派我与其他两人到浙大进修，学后另有重要任务。这一消息宣布后，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他们很羡慕我们，为我们祝贺；而我们也十分激动，暗下决心要努力学好本领，回省后去承担新的任务。

　　十一国庆后，我们立即起程北上。那时福州还没有火车开通，我们在闽江台江码头乘汽船逆水北上，到顺昌搭鹰厦铁路的火车到浙大报到。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福建，开始了我的人生从业轨迹！

　　在浙大工程物理系，我们学习了原子核物理、量子力学、辐射电子学等课程；见习了计数管制造工艺。为了利用假期多学点东西，我们在浙大度过了两个寒假和一个暑假。在学习期间，浙大还组织我们到上海中苏友谊大厦参观苏联举办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

　　1960年，寒假过后，福建省科委来函，指派我和戴天麟同学代表省科委参加在合肥工业大学召开的全国“兆伏特电子静电加速器研制”工作的现场会议。从学习和参观的内容看，我们好像有所意识，我们回福建省后，可能会参与与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工作。

　　1960年4月，我和戴天麟回到省科委报到后，分配到福建省技术物理研究所（暂设在厦门大学化学系）工作，卢嘉锡兼任所长。其他外出进修的学生也陆续调回到技术物理所。与此同时，还分配来一批部队复员军人，他们在部队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锻炼。在卢先生的具体安排下，我们组成了一支开往福州承担着建立新研究所任务的队伍，可谓建所的“先遣队”。

　　建所“猫、鼠”山

　　1960年夏天，技术物理所从厦门大学搬迁到福州。那时，我们还没有“立足之地”，暂居在福州大学内的一座旧平房里，一边是技术物理所，另一边是化学所，中间是个大天井。面积不大的平房，既是我们的临时工作室，也是大家的宿舍，每个房间搭的都是上下的双层床，还有一部分同志暂住在附近的西禅寺内。吃饭是在福大的大食堂。那时福大也是刚成立，还在建校当中，条件十分有限。我们这批年轻人就在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参加建设自己的家园。

　　在这之前，卢嘉锡就亲自为研究所选址，选定了两座小山丘，当地农民叫它们为“猫山”和“老鼠山”，位于福州近郊、闽江河畔上，都是荒山，周边大都是农田和农舍。我们站在山丘的高处眺望远方，看到那清澈碧绿的江水流向南方，不时有小汽船在江中上下穿梭；山丘的西侧，是用浮标围起的天然游泳场，许多人在游泳、戏水，真有一番景色，是个好地方！同时，新选的所址毗邻福州大学，而卢嘉锡又是福大的副校长，为将来所校的科研与教学的合作和交流提供十分有利条件。

　　建所初期的首要任务，是要求保质按时地把房子建起来，要有吃饭的食堂、职工住的宿舍、能开展科研工作的实验室……我们虽然不是建筑工人，但是为了尽快有个“安家”之地，我们参加工地劳动，建起临时的竹栅食堂，为建实验楼挖地基、磨掺小石子的水泥地板……凡是需要体力劳动的任务，我们都去参加。

　　当时，正遇国家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成人每人28斤大米，副食品（如食油、猪肉等）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就连很普通的糕饼也是如此。在劳动量不小、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这批年轻小伙子来说确实是个考验。但是我们没有怨言，齐心协力去克服困难。我们住地的周边，有许多空地，大家就种起菜来，吃不饱，就“瓜菜代”，经常是晚饭后，拔一些青菜，拾一些木块，到附近农民家里，借个锅灶煮菜，没有油，只是加点盐或酱油。肚子饿时，我们连这样煮的菜也感到满意，算是“加餐”吧！经过建筑部门的努力，我们建立起了化学楼（1号楼），用于安装电子静电加速器的2号楼，专为Co60放射性同位素辐射源设计的4号楼，以及办公楼、职工宿舍8号楼等，物构所在边建所边工作的进程中，初具规模，为今后的科研发展奠定基础。

　　在困难中前进、发展、创新

　　1961年，福建技术物理所、化学所、生物物理研究室等“六所一室”合并为福建理化研究所。接着，1962年又改称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隶属中国科学院，卢嘉锡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物构所从建所初期的边建所边科研的工作状态，朝着着重抓科研、抓管理前进。不过，毕竟是新诞生的研究所，客观条件还有不少困难。比如，从科研队伍来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研究实习员（初级人员），就是助理研究员（中级人员）也“一将难求”。所以建所初期，研究室只设业务秘书，因为室主任必须是助研以上的职称。再比如，仪器设备的购置一时也难以满足科研的需要，许多课题要得到实验结果，必须计算大量的实验数据（特别是晶体结构的数据），可是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只得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既费时，又容易出错。尽管客观条件有困难，但是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有刻苦钻研、勤奋工作的精神，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发表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申报一批科研成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正在前进中的物构所带来了严重的冲击。1978年前后，才恢复停了10多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物构所除了常规晋级外，一批科研成绩优异的人员，从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科研队伍更加壮大。

　　改革开放之后，物构所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以我所在的晶体材料研究室为例。我30多年的工作时间，绝大部分是在晶体材料室，先在课题组参加科研工作，大约在1980年后，服从组织安排，调任晶体材料室党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为科研服务连任直至退休。这10多年是物构所，同样也是晶体材料室鼎盛的时期之一，不断取得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牌”的非线性光学晶体BBO（偏硼酸钡晶体）和LBO晶体（三硼酸锂晶体）。BBO晶体1986年获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LBO晶体1991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这两种晶体取得国内和在美国等国家的专利权。在这期间，还有大功率的Nd：YAP掺钕铝酸钇晶体激光器，Nd：YAP晶体生长、自倍频NYAB（掺钕酸硼铝钇晶体）以及各种水溶液晶体等。

　　2001年，物构所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在中科院院士洪茂椿所长的带领下，充分发挥物构所的结构研究和新晶体材料两大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拓展学科方向，把结构分析应用于材料设计、材料研制直至开发出多种功能材料和器件，形成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程产业化”的知识和技术创新链，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10年期间，物构所获得了大批国家级、院级和地方省级的重大科研成果，发表的科学论文被SCI收录和受引用的篇数都处于全国科研机构的前列。物构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为增强。2008年，物构所在中科院评级中，被提升为优秀研究所。我们为物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