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 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宁国，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曾任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的成功研制到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被送入太空，直到83岁高龄时依然担任“风云一号”卫星D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乃至神舟飞船升空。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名字。

　　然而对于足以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任新民却总是看得很淡，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

　　一封电报结缘航天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

　　然而在此执教不到一年时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去北京。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

　　“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第五研究院参与其中的人也多是外行，就钱老（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 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大家互教互学。

　　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记得很清楚，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虽然仿制成功，但因为射程太近，并没有投入生产。”一年后，任新民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力求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更远射程。

　　作为导弹的心脏，发动机直接影响到导弹射程。“东风2号”发动机的改型率超过60%，技术难度极大。

　　1962年1月，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随后“东风2号”首次试飞，但飞行69秒后坠落在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

　　作为总设计师，任新民在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过进一步改进，第二次进行的飞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

　　此后，任新民相继参加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以及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式导弹的飞行试验工作。

　　“总总师”与“倔老头”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通信卫星工程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1974年3月31日，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复，由此拉开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大幕。

　　众所周知，航天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通信卫星工程则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等五大系统组成。

　　“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由此，任新民被大家称为“总总师”。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任新民说他当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多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

　　“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任新民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用心让团队和谐相处。“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待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回首“331”工程，任新民最难忘的当属氢氧发动机的研制。

　　“长征3号”运载火箭为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曾立下汗马功劳，辉煌背后，则有一段关于“长征3号”运载火箭第3级，究竟该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激烈争论。

　　“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风险比较大。”深知困难重重，任新民还是坚持要采用氢氧发动机，甚至立下了军令状。

　　任新民认真对比了二者的每一项性能，他知道科学需要创新，但“也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然而探索之路毕竟充满曲折坎坷。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由于违章操作导致10人受伤。这次失败，导致上报给原国防科工委审批的机要稿中，常规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次之。

　　听到消息，任新民连夜从日本回国，再次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

　　“氢氧发动机是当时的先进技术，研制成功后将极大提高火箭运载能力。”任新民一直觉得，如果当年没有坚持把它做出来，恐怕此后都很难实现，“因为外国人有了，就会让我们直接买他们的技术”。

　　任新民没有想到，挫折还会再次降临。1984年1月29日，携带“东方红2号”的“长征3号”火箭只把卫星送到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未达同步轨道。既定目标没有完成，问题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

　　时隔6年，争论再起，很多人开始对氢氧发动机持怀疑态度。

　　“那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氢氧发动机是在我的坚持下研制的，而现在却成为发射失败的主因。”面对技术问题，任新民其实并没有那么倔。他相信，化解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实验，“同时要容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比坚持自己的意见重要”。

　　1984年4月8日，“长征3号”搭载“东方红2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能力，由此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长征3号”成功背后的“英雄”，被公认为是氢氧发动机。

    载人航天布局人

　　“东方红2号”升空，同时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制定了当时航天事业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被称为“三抓”，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任务完成了，你们下一步干什么？”当年，曾有一位媒体记者向任新民如此提问。这一问，也的确把他给问住了。

　　也正是那一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然而那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任新民的说法是，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

　　“从那以后，我开始考虑一些战略问题。”任新民深知，如果没有大工程带动，航天事业的下一步很难发展，人才培养也会面临问题。而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

　　1985年7月，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任新民的倡导下，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发出的最早声音。

　　按照任新民的想法，发展太空站“进可以为国防服务，退可以搞科学研究”。

　　秦皇岛会议后，任新民在为《太空站讨论会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此后，“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开辟了道路，技术总体方案和具体路径随之开始进行全面论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大会战再次开启。

　　究竟是发展航天飞机，还是发展载人飞船？一场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的学术争论持续数年，僵持不下。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直到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此后，任新民参加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并担任方案评审组组长。1999年11月20日，他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出航送行；2003年10月15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赴酒泉，目送“神舟5号”飞船将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晚年，任新民说自己“人老心不老”。

　　就像与自己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任新民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正是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这位中国航天史上的传奇人物。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3-10-11 第6版 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