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组成与分布及其相关机制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指特定区域中物种多样性在空间梯度（纬度、经度、海拔梯度等）的分布状态，而时间分布格局则反应动物的日活动节律，如昼行性、夜行性、晨昏性等。区域物种组成与分布格局同时受到环境过滤、种间互作（如竞争、捕食等）、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喜马拉雅地区是独特的地质-地理-生态单元，有“世界屋脊”和“世界第三极”之称，拥有独特的生物资源，是现代生物多样性形成过程中的“演化枢纽”，被视为研究环境变迁与生命演化的“天然实验室”，是研究物种多样性组成与时空分布格局的理想场所。但是，受交通、自然环境等条件限制，外界对该地区哺乳动物物种组成与多样性格局的研究较少。
　　为掌握东喜马拉雅山地兽类多样性组成与时空分布格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蒋学龙课题组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法收集区域内野生动物的分布信息，以及遥感感测提取各调查点的地形指数、植被指数、人类活动指数等环境数据，结合生态模型分析各生态因子对物种分布及群落结构影响。研究报道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在我国分布的红外照片证据，并报道与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Muntjac spp.）的占域率，发现麂是监测样地内记录频次（独立照片数）最高的物种，其在区域内的占域率（丰富度指数）也很高，暗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的潜在猎物资源丰富(Li et al., 2020a)。进一步以保护关注度高的食肉类为研究对象，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可得性、人类活动、相关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直接或间接关联，结果显示，猎物可得性以及与居民点之间的距离是影响食肉类群落结构的关键因素，二者对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功能性状（体重）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一方面，食肉类群落生物量和猎物可得性、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和人类活动强度间存在直接正关联；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食肉类群落功能性状产生间接影响，距离居民点越近，群落平均体重越小，表明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群落结构和功能（Li et al., 2020b）。此外，以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黎贡羚牛（Budorcus taxicolor）为研究对象，揭示其种群结构及时空分布规律，发现羚牛活动以独牛为主，而独牛以成年雄性为主（75%，n=783），单次记录到的最大种群为41头，羚牛群与独牛活动高峰存在差异，牛群主要在白天活动，独牛主要在夜间活动，二者间的差异可能与羚牛种群结构及栖息地内的捕食风险有关。影响羚牛栖息地适宜度的关键因素为距离居民点的距离和采集干扰，模型预测的羚牛适宜栖息地破碎化较严重，分布在远离人为干扰的偏远山区（Li et al., 2020c）。
　　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Oryx、Animal Conservation、Mammalia等上，昆明动物所副研究员李学友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研究员蒋学龙为论文的通讯作者。研究工作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
　　论文链接：1、2、3 
　　图1.与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大中型兽类和雉类物种丰富度
　　图2.人类活动和猎物可得性对食肉类群落结构的关联路径图。红色箭头表示负关联，黑色箭头代表正关联，灰色箭头表示二者间没有显著关联
　　图3.模型预测的羚牛适宜栖息地分布图
　　图4.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食肉目动物豺（Cuon alpinus）
　　图5.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食肉目动物青鼬（Martes flavigula）
　　图6.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食肉目动物大灵猫（Viverra zibetha）
　　图7.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食肉目动物云豹（Neofelis nebulosa）
　　图8.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偶蹄目动物麂（Muntiacus spp）
　　图9.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偶蹄目动物羚牛（Budorcas taxi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