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此中国科学院建成60多年之时，回溯往事，感怀交集。

在1951年回国前，我就已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当时我们认为，这样比恢复中央研究院要好。对我们来说，科学这个词几乎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语，是最有吸引力，甚至是情有所钟的。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前辈已觉醒到了提出这样的信念的时代：中华民族如不立足于民主和科学，就不足以摆脱内忧和外患频仍的困境。

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是在其成立后第二年，即1951年5月首途回国的。先去瑞典参加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第二届大会，8月回到上海，9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新中国新气象，令人感受最深的是全国上下，百废待举，求才心切，而对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来说，尤其突出。没有多久，中国科学院邀我去大连综合工业试验所（现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参加一个科学报告会。北京各单位前往参加的都由科学院领导吴有训先生带领。从此我就与中国科学院有了联系的渠道。

回国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开了两门课程，一门在化工系开的物理化学基础课，另一门是化学系的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选修课。当时正在酝酿要在年内完成全国院系调整任务，我对自己的工作还很难有长远考虑。1953年秋我随清华大学理学院被调入新北大，这样就可以安定下来了。我当时考虑，首先要把晶体学和X-射线晶体学通过开展教学和科研来建成X-射线晶体衍射实验室，并同时编写教材来成批培养晶体化学和晶体结构分析的人才。先后曾有多批进修教师和研究生来北大学习，其中多数人后来到高校和科学院工作。

我先在北大研究了一系列关于固体的化学问题，但单晶体结构分析事关X-射线晶体学学科的建设，还急待开展。当时科学院在北京有个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是我的前辈陆学善先生，他以X-线衍射方法研究合金体系的结构著称。他告诉我，他们可以装出一套为单晶体摄衍射谱的设备，并欢迎我带了研究生去开展单晶结构测定工作。这样我从1955年起就在那里兼职，带领研究生邵美成等测定了第一批晶体结构，并培养了一批学生。1966年早春我参加了吴有训先生主持的牛胰岛素合成工作鉴定会，得知已成功合成了胰岛素。我在会中建议，中国当相机开展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来启动我国生物大分子的X-射线晶体学。这个建议很快被接受，并要求北大和科学院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合作进行。不久“文革”开始，工作在困难中坚持进行，并在1971年为猪胰岛素晶体完成了结构测定。我乐见这个队伍中有些人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深造，后来在我国形成了致力于研究结构生物学的团队。

1956年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化学研究所，我应化学所领导柳大纲先生之邀，在化学所建立了一个结构化学的科研组，并招收研究生。徐广智是最先考进结构组的研究生，他进所后志在应用核磁共振或波谱学方法来研究分子的动态结构。后来又从大连调来了傅亨，他对X-射线晶体学佷感兴趣。不久工作都有进展，并招来了不少学生。在文革中北大化学系和化学研究所工作都受到影响，但在结构研究的范围倒还另有扩展，特别我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曾涉足石油化工中的催化剂问题，得以将结构研究从体相扩展到固体表面。“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1977年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要筹设物理化学研究机构，并于1984年成立了物理化学研究所。当时深感双方在人力、物力以及研究方法方面互补性较强，合作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从而酝酿了一个联合实验室。在1987年经过论证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北京分子动态和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在1949年成立前，我国在抗战十年前后科学事业几乎停止不前。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就不遗余力地调整和增设研究机构，关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推动科学交流等。中国科学院从1955年起建成自然科学的各个学部，选出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与所属百来个研究所等机构一起，在我心目中是我国主导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力量和中心。开国以来，中国科学院高举中国科学大旗，凝聚大批科学人才形成了学科齐全的学部和研究机构，为国家完成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在半个多世纪中，科学院与高校一起同心同德，走科教兴国之路。

我记忆所及，还有几件往事需要在这里留个记录。

中国科学院很早就成立了科学编辑出版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我曾是该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并在1955年成立了由我和胡亚东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为该出版社创刊了《化学译报》。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外化学发展情况，特别是苏联及法、德等国的情况，《化学译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三年后就停刊了。

我在回国后开展结构化学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除发表若干专著和论文外，曾分别在1963年于南开大学和1964年于中国物理学会、吉林大学做了<有机物的电子结构理论问题>和<晶体结构和分子的立体构型>。前者针对当时批判共振论中的问题，而后者则解读当时分别从模型法和直接法求解球蛋白、核酸分子二级结构和两种血红蛋白晶体结构的原理和结果。

1966年起的十年“文革”影响很大，1976年结束后全国经过两年痛定思痛的探讨和总结，带来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走科教兴国之路，对外开放，国内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从此，科学事业取得了新的生命力。各个学科的学会恢复了活动，国际学术交流变得十分活跃。1978年6月中国科学院派遣蒋明谦和我去法国考察结构化学。这是我27年前回国后的第一次出访，而所见所闻感到很有进展，虽无惊人之处。7月由中国科协派遣率团去华沙参加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并以中国科学院名下的国家晶体学委员会名义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简称 IUCr）,在会中得到了全票通过。会后应Dorothy Hodgkin 女士之邀，考察英国晶体学的发展和动向。从此以后，国际晶体学联合会每三年开一次大会，我都去参加，在1984年于德国汉堡举行的第13届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在1987年于澳大利亚珀斯（Perth）举行的第14届大会上选为副主席，并在会中取得了1993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16届大会的办会权。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几乎要危及此事，但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后，这个国际会议在1993年仍在北京召开，并取得了很好的口碑。1996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17届大会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

这里我还当追忆1978年代表团刚从波兰、英国回来，大家还在科学院做例行的总结时，中国化学会正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并要我去汇报出访观感。后来还是科学院外事局的同志主动放我先去上海汇报。我到了那里给化学会的代表们汇报时谈了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明确提出：我国开放政策决非权宜之举，如果再闭关锁国，无异作茧自缚。也谈到了学术民主等问题。我没有想到，当时大会中的反应竞会那么强烈。后来科学院的郭传杰同志告诉我，这是由于这个报告触到了当时大家关切而心中还不踏实的敏感问题。

1988年12月中国科协派人来采访我关于对基础研究的看法。我就原原本本地谈了对所谓基础研究的认识，也谈了国内对待基础研究的一些问题，最后提示国外可供借鉴的情况。整理成文后刊登在1989年5月6日发行的《科协情况》第十期上，并被转载于中国科学院5月30日发行的《改革与发展》第13期上。

“文革”后不久，为了迎接和参加在科学的春天召开的科学大会，我在<结构化学的概况和动向>中提到分子工程学这样的学科，后来又对这个学科的意义、内容和建设作出了阐述。当得知俄国莫斯科大学将生物化学课从生物系返回化学系时，我认为我国大学无此必要。我国化学系可以开设化学生物学课，它与生物化学都是分子生物学，但可具有不同的特色。从1990起我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一起致力于为攀登项目‘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的研究’立项。1992年又与吉林大学和北京化学研究所为攀登项目‘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立项。后来成为科技部的973项目，延续至今。

1997年4月我与唐敖庆先生联名上书领导，阐述化学学科的意义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重要作用，并受到有关领导重视。我们除反复申述化学的意义和作用外，主要着眼于国内对物理和化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关系有些看法。美国有些书中说“化学是一门中心学科，它与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有关”，但我们也不能不对国内另一种说法有所分析：物理以物质的运动为其研究对象，既无不进行运动的物质，从而化学与物理可统称“物理”科学。这个说法不妥。在英语中，化学与物理可以“属于physical Science,” 因为这在英语中的含义是“属于自然科学”，在英语中physical是个多义字。其实，化学之所谓中心地位当淵源于它对各种物质（实物）素有无所不究之传统，正如物理之与运动。但运动也不能不依附于物质。物质与运动是同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理当分属化学和物理两个学科。因此，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说法是：化学和物理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了一个轴心。

科学事业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落实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人类的进步上。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搞多少基础和应用研究？培养多少不同类型和学科的人才？以及科学事业中的人与事如何正确评价和评比？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和通过改革才能逐步解决，但必须十分重视。

最后，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在以往60多年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光辉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任务，值得我们热烈祝贺。我相信这个科学院还会老当益壮地不断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