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一道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光辉历程，1959年1月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这方热土的《科学时报》在见证并记录着科学院发展步伐的同时，始终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白春礼院长曾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一个缺乏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实践告诉我们，作为科研领域的“战略国家队”，中国科学院不止要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做出重大重要贡献，同样也要将科学传播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我国沐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并不久远，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当前，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跨越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正召唤全民科学素养“水涨船高”。作为科学院的同龄人，本人从事科学传播事业38年，深感科学传播较其他功能而言，更能体现科学院工作的“普惠性”，更能体现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国家科学院”的责任和担当。我很骄傲地看到，在中国科学院60余年走过的坚实步伐中，每一步都有《科学时报》的“影子”。
还钱学森一个“清白”
钱学森同志是全国人民敬仰的战略科学家，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度有时也很难绕过“政治”这道坎。1958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粮食增产的文章，于是无形中就有了钱学森同志在“大跃进”中“跟风”的流言蜚语。翻开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讯台》（《科学时报》前身），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参观科学院展览会时与钱学森同志的一段对话。它可以还钱学森同志一个“清白”。
这期《风讯台》刊登一篇特写稿，题目是《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文章是这样描写的：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用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学院的展览会，参观过程中主席还会见了各学部和各研究所负责同志。主席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当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同志和主席见面时，主席不加思索地指出：“唔，我们在延安见过一次，你是江苏武进人吧？”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你在青年报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的利用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能，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从主席和钱学森同志的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钱学森同志始终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科学家。植物科学家一直在研究探索如何靠提高光合作用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由此看来，从理论上讲，钱学森同志的计算也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请历史记住他们
1999年春，为配合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宣传，科学时报社主办的《科学新闻》杂志（笔者任总编辑）开辟专栏：“在中国科学院辉煌的背后——访中国科学院的几位老领导”。记者刘振坤同志勤奋敬业，我让他采访的第一位老领导就是中顾委原常委、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同志。
张劲夫同志在其文章中有一段文字首次披露了研制“两弹一星”的经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反响，其中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回函建议张劲夫同志就研制“两弹一星”的详细过程、历史作用、伟大意义及科学精神等单独写成一篇大文章。文章成稿后，杨振宁教授又专程拜访切磋。1999年5月6日，《科学时报》1～3版以3个整版篇幅刊登张劲夫同志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将尘封了30余年的“秘密”郑重地公之于世。该文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重视，新华社全文播发，在科技界引起很大反响。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颁奖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8年，伴随着“科学的春天”，陈景润的宣传在全国掀起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成为一代人心中当之无愧的“明星”，《科学时报》也适时挖掘了一批符合时代精神的典型科学家，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比如，1982年8月，《科学时报》首家刊发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还有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战略科学家蒋新松、青年科学家胡可心……
《科学时报》对人才的宣传是一贯的、持续的、不遗余力的，特别是对有“苗头”的人才盯得很牢。在本人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这几十年当中，一批批从“名不见经传”到后来成为省部级领导、院士、学科带头人、所领导、实验室主任的科学家，几乎都上过《科学时报》的重要版面。他们同样会被历史记住。
科学界的声音多了大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言人”，实事求是、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是《科学时报》与生俱来的禀性，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因此，科学传播就自然产生了影响力。
1986年《科学时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要不要上马，即使上马要注意解决哪些后续问题等，组织发表了数十位院士专家的意见，为推进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20多年过去了，那时科学家们针对三峡大坝坦诚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依然是“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时间需要国家继续深化研究解决的问题。
1990年8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5年时间，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科学时报》就加快科技发展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并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率先开展了大范围深度专题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对此作了报道。随后，针对《科学时报》开展的这场讨论，国家科委办公厅9月25日以“当前科技界舆论界对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些反映”为题印发一期“内参”增刊。9月28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作出批示：“体改司、政策法规司：请你们认真研究这各家之言。关于‘科技改革5年’的讨论，放在七中全会后进行似更好。讨论总结时，应针对科技界、工业界提出的尖锐问题给予明确的意见。”
告民以实情，晓众喻大义，唤起民族忧患意识，增强生存发展信心是媒体的责任。中国的国情怎么样？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会遇到哪些困境与危机，希望在哪里？1989年《科学时报》以《生存与发展》为题连载了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关于我国人口、粮食、资源、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又组织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深度报道，把对国情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推向大众视野、推向社会、推向高层，而在此之前，“国情”一词只是学术界的专业术语。
事实上，《科学时报》多年来始终把中国科学家长期关注的诸如水资源、能源、粮食、教育、人才、缩小东西部差距、科技救灾减灾、科学道德、科技界打假等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持续探讨报道的课题，为国家问政于科，问需于科，问计于科，为科学家坦言献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地学部院士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议，很快就上升为“基本国策”，科学传播功不可没。
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什么时候科学界的声音多了大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在坚守中彰显责任
几十年来，国家凡遇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时，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几乎总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科学时报》总是及时跟进，及时做出科学、权威、客观公正的报道；同时也敢于揭露和批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无形、无序、无耻的社会现象。
2003年非典期间，《科学时报》推出了《讲科学战非典》等大型专题栏目，集中报道了钟南山、侯云德、陈可冀等一大批活跃在抗击非典科研攻关一线的两院院士及各领域专家的建议和观点，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对正确舆论导向的形成和“维稳”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当天，《科学时报》开辟“创新为民科技救灾”专栏，火速安排记者赴中国地震局采访，第二天刊发了头条文章《震级高 有感范围大 传言不属实》，并配发言论《镇定信心勇气》，被央视等多家媒体广泛转载。在随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刊发近25个整版的有关深度报道，受到中科院的表彰。
2008年、2010年，奥运会、世博会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科学时报》对中科院实施的科技奥运项目及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所作出的科技贡献进行了全方位报道；还专门开辟《科学记者逛世博》栏目，站在现代科技与文明发展的高度，对世界最新科技进展进行了持续报道，受到上海世博局的高度肯定。
2005年6月开始，《科学时报》策划组织了“创新的脚步”大型系列报道，对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7年来各方面的成就做了全景式报道。为配合建国60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宣传，2009年《科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我和我心爱的祖国”专栏，受到中宣部通报表扬。2010年，配合“十二五”规划的制定，《科学时报》组织《促进发展方式转变院士在行动》系列报道，宣传了院士群体利用自己的智慧服务于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样受到中宣部通报表扬。
该讲“政治”的时候，该顾“大局”的时候，《科学时报》毫不含糊。1989年，《科学时报》及时组织宣传一批放弃绿卡毅然回国工作的科学家，在导向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要问《科学时报》的影响力，从鲜为人知的“一件小事”可见一斑。1993年3月26日，由本人策划、院出版委郭志明撰写的《中科院图书馆惨淡经营何时了》一文在《科学时报》发表后，4月1日，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很快作出批示：“罗干同志酌（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能否给一点钱扶一扶科学院这个贫困户。可先请科学院研究方案。”4月4日，罗干同志批示：“请中科院商财政部研处。”10月29日，财政部发布第666号文件：“……从明年起我部将在你院总的事业费中，每年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增加300万元……”
对学术界无形、无序、无耻的社会现象，《科学时报》敢于大胆揭露和批评。1993年，《科学时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开科技界打假先河（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随后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学术不端、论文造假以及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了批评与揭露，在科技教育界和全社会起到了非常好的警示教育和正确的导向作用。美国《科学》杂志载文高度评价了《科学时报》在维护科学尊严中所起的作用。
科学网的万有“引力”
2007年，科学时报社为适应信息化浪潮，创办了以社区交流互动为主要功能的在线互动媒体——科学网，创立四年多来，在院内外乃至国内外的科教界人群中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截至目前，科学网全球网站Alexa排名稳定在1万左右，中国大陆网站Alexa排名稳定在1千左右，稳居中文科教类网站全球Alexa排名首位。
以数万名实名科教工作者为核心用户、以分享科技知识、传播学术观点、促进创新氛围建设为核心定位的博客频道，目前已经成为了解中国科教界的一个必需窗口。四年多来，科学网博客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科教界和国界，它的博文不但得到科技部、教育部、卫生部、基金委、各重点高校领导层的关注，更是得到了海内外科教界广大“草根”的拥趸。一方面，科学网博客平台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层面，促成了一些非典型事件的典型解决，是网络反腐败的“学术版”，比如最近的“西安交大六名教授举报李连生造假案”的消息就是首发于科学网博客，随后由于众多媒体的介入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科学网博客平台已经成为很多媒体，特别是国内严肃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的新闻源，这些媒体的加入使得相关讨论进一步放大和扩展，大大促进了科学传播效果，比如《科学》杂志2009年有关中国科学春天三十年的报道，就是引述了科学网的很多信息，这些媒体大概包括新浪、搜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科技日报等境内媒体以及《科学》、《自然》、《纽约时报》等境外媒体。
以中文科教类特色新闻资讯为主体的科学网新闻频道，已经成为中文科教新闻发布的权威平台，2010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协会颁发的“互联网科技类品牌栏目”；以论坛、人才、招生、会议、小白鼠等为主要组成的科学网特色服务类频道，为科教群体的科研与教育工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服务支撑功能，有望探索出网络科学传媒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科学网在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化宣传、特别是目前举办的“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网络征文活动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多年来科学时报社作为内容责任方，和兄弟单位一起，承办了中国科学院中英文官方网站，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一重要宣传任务。在2010年，中国科学院网站群获得了中央政府网站年度评比优秀。
抓住机遇机缘迎挑战
科学时报社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并与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办的唯一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出版单位，在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我认为《科学时报》历来在对科学院思想库、人才、重大成果、改革创新等诸多方面的传播力度、传播效果，是国内几大主流媒体无法替代、“无暇”关顾且不可能做出的。
“十二五”计划本质是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知识，依靠人才，从资源密集型转向智力密集型，而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才的传播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需求，成为受众的公共话题。
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已经实施，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如果说此前的知识创新工程更多地集中于知识创新，那么未来十年的创新则要涵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的社会应用的全过程。“创新2020”就科学传播做了重要规划，“创新2020”需要向公众科学地传播汇报——科学时报社如何配合这个十年规划？怎样将未来十年的创新意义、创新进程、创新成果向国内外受众介绍，鼓舞科技教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怎样向人民汇报中国科学院、向世界介绍中国科学？这既是塑造保持中国科学院“国家队”、“火车头”形象所必需，也是给全国人民以信心所必为的课题。中国科学院既要有能征服困难的队伍，还要有寰宇竞技的成果，更要有带动全民科学发展的风范和气度，一个全民具有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的民族才是大有希望的。我衷心希望科学院要加大力度继续支持科学传播工作，调动全院力量，在强化传统传播手段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我衷心希望科学院继续大力加强科学传播工作，发掘人才优势、智力优势、成果优势，协同中国科协等部门共同高举科学传播的大旗，致力于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
“安民”告示
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科技媒体事业也迎来重大战略机遇。全国报刊业改革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积极重塑新型报刊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报刊单位，使之依靠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支持，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是科学时报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同时，我们不容回避这样的客观事实：从全球范围看，科学传播事业具有典型的公益特征。因此，科学院作为主管单位，应该准确领会此次报刊业改革的精神内涵，要积极支持而不是趁机甩包袱，要采取灵活的扶植政策而不是机械性地盲目一刀切，否则科学时报社这艘中国科学传媒的巨船将有可能沉没于大海。
我强烈地感知。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传媒业态正在经历巨变，媒体平台亟待整体升级。我们已进入全媒体时代，以ipad、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移动终端，深刻地改造了信息生产加工手段、信息接收习惯和信息处理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传媒新业态盈利模式日渐丰富，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新闻出版总署推出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一系列标准规范、应用示范和技术平台相继出台，媒体平台的升级改造已刻不容缓。
我保守地预期。在院领导的强力支持下，经过“十二五”努力，科学时报社将会以全媒体建设为牵引，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掌上传播、网络电视传播等方向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面立体的传播方式，成为中国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权威重镇之一，成为中国科学院建设科学思想库的重要战略支撑。
我善意地忠告。与使命同源：科学时报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坚守自己的本色、特色，既在其科学、良知、理想，更在于对科学、良知、理想的追求。与积淀同行：社会进步要靠扎扎实实的积累，办媒体同样不能企图速成，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基础。我们要靠多年的积淀熏陶员工，同时每一个员工又在做着新的积淀。与坚守同在：肩负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界科学传播的重任，办报办刊办网都不能被单纯的经济追求所左右。企业化经营不等于企业化唯一，经营为的是办好媒体。香港有两个船王，包玉刚是金融家办运输，办运输无非是为了赚钱；董浩云则为运输而运输，追求的就是建立中国人的舰队，死后的骨灰也撒在大洋里。我们要做媒体界的董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