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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传启:不为名利所羁的赤子之心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09-07-28 【字号: 小  中  大   

他曾经有三个选择:留在国外,浅吟低唱家国;回国挣钱,直奔自己的小康生活;做一名本色的科学家,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何传启作出选择,更比他人艰难,因为他深刻了解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以及中国距离现代化的遥遥路途。最终,他选择了第三条路。

“我深刻体会到了‘差距’”

武汉市东北方向70公里外,木兰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何传启生长于此。在16岁上大学以前他没有去过武汉。

“1979年我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大学4年,我深刻体会到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1983年毕业,我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于是,我发现北京和武汉还有很大差距。”

何传启的生活重心不断前移,他所看到的差距也越来越多。1992年,他到美国参会期间,参观了一些小镇和农场。他看到美国的小镇景色如画,风格独特的建筑和商店,使他联想到武汉市的脏乱差。

“落差非常巨大,当时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我的感受,就是非常震惊。武汉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但它与美国农村一个小镇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何传启说。

1993年,何传启到华盛顿工作,当时美国政府正好提出一个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率先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过渡。何传启回忆说:“我很感兴趣,美国的现代化水平到底有多高?于是,我就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这才真正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100年。”

在得出这个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数据之后,何传启认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确实很渺茫。中国和美国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别很大,不可能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要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采用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何传启说。

为中国寻找一条现代化路径

在中国,知识界有这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生的理想站出来。

何传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工作者。1995年,他带着深刻认识到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差距”回到中国,在中科院计划财务局任规划处处长。

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欧美社会学界,热门话题是后现代和新现代化;在经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知识经济和新经济;而在科技界热衷于探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

何传启用业余时间开始潜心研究这些新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在其中寻找联系性,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经过几年的研究,他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1997年8月,他和同事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四个子系统和“知识创新工程”,主持完成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中科院正式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其推动者——何传启却于此时悄然离开。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专注于中国现代化研究。就像当年没有丝毫犹豫地回国一样,他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不为世俗名利所羁。

1998年4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知识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一文,同年6月在《科技导报》发表题为《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的文章。

为了生存,他给一家金融企业兼做顾问。“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潜心研究。至于其他,都不在本人的关心内。”何传启这样说,脸上带着他惯有的纯真的笑容。

其时,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很难赶上去的观点甚嚣尘上。“但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知识经济给了中国一个迎头赶上的契机。”何传启说,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经过精心测算。

何传启曾以日本为例作过一次简单分析。日本自然资源很少,人口密度也很大,在1950年的时候,日本人均GDP为112美元,同年美国人均GDP为1582美元,美国人均GDP是日本的14倍。到1990年,日本人均GDP比美国人均GDP高1658美元。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仅用40多年就赶上了美国。2002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相对差距是35倍,中美经济差距大约是当年日本与美国经济差距的2.5倍。既然日本人花了40多年赶上美国,中国要想赶上美国,会花更多的时间,简单算算就知道,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也意味着中国迎头赶上美国是有可能性的。

“未来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悲观、折中和乐观的观点,在知识界都存在。我认为要将未来的可能性讲清楚,但乐观的可能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对国家持悲观态度,那何来奋斗?”何传启说,“至少我们的研究是要提高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崭新、明晰的奋斗目标,即分析300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130多个国家的经验,基于事实,归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找出其背后隐藏的原理,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使中国能有实现现代化的合理路径。

分析世界,服务中国

何传启又回到了中科院,那是2002年的事。何传启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已经进行得有声有色,出版了4本专著和4本合著。

“回到中国科学院,不为别的,因为现代化是国家目标,要想使我们的现代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建立国家科研机构,需要回中科院。另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历史责任。”何传启说。

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何传启迅速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他提出,中心的责任是“研究世界、服务中国”,以自然科学眼光审视世界现代化,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寻找比较理想的前景。

作为一个新机构,现代化中心经费少、人员少、压力大,所从事的又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研究,涉及到自然科学、高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于这样一个交叉科学研究,真有些一将难求的意思,所以何传启始终坚持在研究一线,独立承担着80%以上的研究工作。他主张只做科学,不论其他。

对于前来应聘的年轻人,他每每都要先叮嘱一句:“追求回报就不要来这个中心,在这里没有个人利益,也没有部门利益,只有国家利益,国家至上。”

何传启很清楚作战略研究是一项高风险、高要求、低回报的研究,成功的机会太少,限制的因素太多。他曾对网友分析:“如果真的选择了战略研究,你就要作长期的准备。我的建议是,首先,你要具备坚实和广泛的知识基础,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短平快,更不能急功近利;第二,你要有百折不悔的意志,否则你很快会退下阵来;第三,你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创新的战略思维,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现象,看不到的趋势,并且把握住这种现象和趋势,转化成社会接受的建议;第四,你要有非常优秀的文字和语言能力,能够让你的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变成一篇美丽的文字,打动社会、科学家、政府。”

令人惊异的正是何传启的清醒和乐观。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状、世界的发展,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他也并不主张别人效仿自己的路,但他以纯真的学者风范、执著的求索精神,凝聚了一批人,他们不求回报,一起为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而奋斗。对此,何传启说:“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没有什么利益驱动,我们只是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人物简介:

何传启,1962年生,湖北武汉人,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先后主持完成《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2009》,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按贡献分配理论等。1985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6本、合著11本和译著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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