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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04-11-16 【字号: 小  中  大   

    □朱兆祥

    生活上最艰难的日子

    我祖、父两代都是渔民。鱼汛季节父子俩到嵊泗列岛的沙头捕鱼,割鱼翅,制作鱼胶、鱼鲞、蟹黄饼等渔产品。因为渔业活动太辛苦,父亲鼓励哥哥“勤学字算文理”,认为“字算学通,日后自有文饭可吃”。哥哥只在私塾读了四年书,感到学力不足,就鼓励并设法让我到宁波进高小和初中读书。母亲把我进城读书看成“放本钱”。

    待我初中毕业,家中已无力再放本钱,就让我到一家工厂当学徒。哪知工厂因经营不善而关门,我就失业了。我在家非常苦闷,后经哥哥鼓励考上了宁波高工的公费生,可以不花钱读书了,一家人都很高兴。三年后毕业,又考上了浙江大学的“中正奖学金”。一开始,这待遇还可以维持生活,两三年后,因抗日战局节节失利,物价猛涨,这笔奖学金已不值钱了。家乡已沦于战事,失去联系,我只能靠勤工俭学来解决生活问题。我的功课多半在寒暑假期里提早自学,这样才能腾出时间来勤工俭学。

    当时生活上非常艰难。艰难到什么地步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无立锥之地”,艰难到“山穷水尽”。那时我的外衣只有一套制服。因为只有这么一套衣服,所以非常容易破,特别是膝盖上。膝盖破了,就把衣服口袋的里子剪下来补到膝盖上。到最困难时,内衣都破了,只得把被子的里面剪开来,自己动手缝制内衣。被里没了,人只能睡在棉絮里。日子久了,棉絮变得又黑又脏。但对我来说,这还是一条冬天御寒的宝贝。可谁知道,后来连这条破棉被和一件破棉袄都被偷走了,真是山穷水尽了。那时,同学和同事都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借给我。只有一位同学借我一条不到一米见方的小被,我就用这条小被熬过了贵州高原上的一个冬季。

    学术上遇到的困难

    解放后,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做了六年的科普工作。后来,由于钱学森先生突破美国的阻挠回国,我受命去深圳欢迎他,并帮助他建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9年,科学院领导决定发挥我的所长,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教书,这正是我长久盼望的工作。在科大26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在教书。

    我曾为两个系的学生开课,一个系的重点在于培养航天工程的人才,另一个系的重点是培养爆破工程人才。力学是这两方面的基础,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学科。然而过去我没有开过这两方面的课,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我几乎每年都开新课,每开一门新课,都要写讲义,工作量很大。我在科普工作期间,曾利用多次出差坐火车的时间翻译了一本俄文书《非线性弹性理论基础》。在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翻译了一本英文书《弹性和流体动力学的基础》。这两本书虽然号称基础,但是相当深。有了这些基础,我要开二十来门新课,就不觉得是难事了。这是我教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另一个经验,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常常跟青年教师谈心时说的话:“如果你想在大学里当一个好教员,有几个时间段务必要抓住,这就是别人休息的时间——晚上,星期天和假期(暑假和寒假)。如果这几个时间段你抓不住,要当一名好教师是很困难的。”

    学术研究工作,大多数是集体工作,所以形成一支队伍非常重要。我直到1979年,也就是58岁之后,才开始组织起自己的队伍,招收一些研究生,运用集体的力量把研究工作正规地开展起来。

    一辈子的难题

    几年前,英国媒体评选全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结果第一名是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物理字家。

    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宁波念高中的两段传闻。第一段传闻,大概是在1938年,据说“世界上最难懂的学问是《相对论》,提出理论的是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名叫爱因斯坦。他的理论非常难,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这段传闻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便设法寻找载有爱因斯坦理论的书。后来,果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名叫做《相对论浅释》。然而,书非常难懂,里面还有几个偏微分方程,我啃来啃去还是不懂,看来在短期内没有可能成为“第13个”能懂的人,就放下了。

    过了一年,又听到同学中流传的另一个传闻。据传,“世界上最难懂的学问是《资本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另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名叫马克思。他的理论非常难,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又是12个人,又是德国的犹太人!于是,又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

    不过,那时我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还很少,能够读到的只有列宁写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那本小册子里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简单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到1940年,《资本论》的全译本出版了。我们穷学生买不起,后来一个同学毕业结婚,几个朋友凑了一笔钱,买了一部《资本论》全集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只有这部巨著法文版序言中一再被人引用的一句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进了大学,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劣,进步书刊都属违禁之列。正好遵义总校要我担任微分方程和工程力学两门课程的助教,而任课的徐老师是位研究相对论的数学老师。承他指点,要读懂相对论得先读些微分几何和张量分析。待我稍入门径时,日本投降了,形势大变,虽然有十分好的机会去旁听名教授苏步青、束星北、卢鹤绂先生等教授的微分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课程,但毕竟没有更多余暇。走完了十多年的青春时代,我跟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距离没有拉近多少,但是,我对二人的崇敬心情却从来没有减弱过。

    1988年,我有机会到伦敦。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马克思的墓地去朝拜一下,可是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后来,终于问到马克思的墓园在High Gate。

    进入墓园,范围很大,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有一位长者主动带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的墓,墓地插了许多鲜花。这个墓实际上是马克思一家的合葬墓,从墓碑上的刻字看来,这里安葬着马克思夫妇,女儿,还有长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女工。墓顶上放着巨大的马克思头像,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长者又告诉我们,马克思墓原来在后面林荫深处,几年前才迁来此处。他又给我们指点了去处。我们按他的指点去寻找,大概不出百步就找到了。从1883年马克思去世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然而从新旧两处墓地来看,我们深深感觉到,由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以及他所参加的无产阶级解放革命事业,他始终受到无数同志的崇敬和爱戴。

    关于爱因斯坦,我毕竟最后还是记住了他所发现的那个公式:E=MC2,这个发现引出了原子能的开发,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是科学的思索在推动历史,无怪乎人们冠在他头顶上的头衔是“思想家”。在他的身上,我再一次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邬微莹/整理

    (本报与宁波大学共办)

    朱兆祥 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1921年生于浙江镇海,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在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以及高分子材料的非线性本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1985年至1988年,出任原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

    (邬微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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