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

　　中国遥感中心香港基地主任

　　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信息科学联合实验室主任

　　香港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主席

　　学历：

　　1992 哲学博士，美国布法罗大学地理系暨美国地理信息与分析国家中心 　

　　1987 文学硕士，美国布法罗大学地理系

　　1983 地图与遥感理学硕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0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

　　主要从事计算机制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兴趣主要为虚拟地理环境、空间数据挖掘、雷达图像处理、交通GIS等方面。相继为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武汉大学测绘与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矿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印度空间部遥感研究所国际培训中心等学术机构聘任为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工作涉及多云多雨地区遥感方法和应用、虚拟地理环境、空间数据挖掘与自然灾害预报、交通地理信息系统与物流信息管理、城市环境模拟与评估等。近年来关注将地理信息的应用扩展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包括地理信息在城市社会集体记忆、中国纺织业发展历史、哲学思想与文化疆界、以及宗教历史等领域的应用，推动空间综合社会学与空间综合人文学的发展。

　　[主持人]：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林珲博士到我们网站，林珲博士还是中国科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信息科学联合实验室的主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信息科学联合实验室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后，中国科学院与香港高校建立的第一批联合研究机构之一，它成立于1997年8月28日，为什么在回归后这么短的时间建立这个联合实验室。

　　[林珲]：

　　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采访。我原来在科学院遥感所和地理资源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跟中国科学院有“血缘”关系。1997年回归的时候，我和在遥感所和地理所的老同学和朋友们都想做点事情。其实在回归之前双方都在酝酿，所以才可以在回归之后很快的建立联合实验室。当时，我和科学院遥感所的郭华东所长在一块讨论可以做些什麽。同时，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领导也在关注这个事情，他们在全校范围内调查，了解有哪个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有过合作项目。由于我在1993回到香港以后就立即和科学院建立了联系，并已经开展联合研究项目，所以当时在中文大学就挑中了我和另外几个教授，想通过这些项目作为切入点，加强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这个消息就反馈到科学院这边了，郭华东所长是非常支持的，他当时也很有想法，就提出联合办中心或者办实验室。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读研究生时，有一个共同的导师陈述彭院士。我们就找陈述彭谈我们的想法。陈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提议。多年来，陈述彭先生曾经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地图研究室，创办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以及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他一直倡导地球信息科学。因此，他非常热情地支持我们联合起来建立地球信息科学实验室，并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亲自为我们组织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他实际上是我们实验室的精神领袖。然后我们再返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校领导就决定到中国科学院拜访科学院的领导。我校代表团有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和当时我们的校长李国章和副校长杨纲凯教授等，他们陪同杨振宁教授一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领导非常高规格地接待了他们。 双方都有表达了非常高的合作意愿。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在香港开幕，其中包括展览遥感这一块，郭华东是作为代表向香港市民介绍中国的科技进展，我也和郭华东在现场介绍，杨振宁教授也去了，他特别关注这块，并关心我们的合作计划，热心地推进这个合作。 我们一直认为，香港的回归实际上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很难一下子就什么都变了，或者是什么都不变，50年以后再变，应该是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是包括科技、文化、经济、教育都要慢慢的融合。联合实验室就是逐步走向融合的方式之一，大家逐步联合起来。正是因为双方都有高度的意愿，在回归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所以回归之后就选了一个好日子。当时路甬祥院长是香港求搓基金会的董事，我们要等路院长到香港来开会的时间才能安排成立仪式，那天正好是在8月28号，大家觉得这一天特别好。

　　[主持人]：

　　香港人怎么看这个日子，8.28。

　　[林珲]：

　　香港的同事觉得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大家觉得事业很有发展前景。而我们实际上是配合双方领导的时间表，正好赶上这个日子。

　　[主持人]：

　　您能回顾一下，你们成立的那一天，当时是在哪举行的成立仪式，都有哪些人参加，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情，给我们回顾一下，讲讲这个故事。

　　[林珲]：　

　　成立仪式是在中文大学何善衡工程楼举行的。当时实验室有四位顾问，包括积极推动这个事业的杨振宁院士、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中国科学院分管我们这方面研究的陈宜瑜院士（他现在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主任）、香港科技委员会的主席钱果丰博士。在那天成立的时候，路院长和李国章校长主持了开幕仪式，主礼嘉宾包括杨振宁院士和钱果丰博士。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许多院士、学者、和领导都参加了成立仪式，包括像李德仁院士、陈俊勇院士等，其中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两位副主任孙枢院士和张新时院士，郭华东所长、刘纪远所长等都参加了这个庆典。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官员何昌垂博士也到场祝贺。 香港各个大学的和社会各界许多人士都到场祝贺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讲，也是学科发展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从地图走向遥感，走向地理信息系统，一直走到地球信息科学的这个发展过程。在成立大会上，路院长做了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认为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开端，将有可能作为一个窗口，把中国科学院在地球信息科学这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加快它和国际的接轨，同时尽快地通过这个窗口把科学院的成果可以转移出去。同时又希望利用香港这个联合实验室作为一个很好的基地，能够把一些可能不容易在内地实现的国际合作，在香港可以实现。比如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可能到中国大陆要签证，他们到香港是不需要签证的，他们就利用很短暂的休息时间就能来，而且有时候不会因为各种关系造成签证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环境。同时，当时也希望我们这个实验室还可以做成一个平台，加强与台湾地区同行的合作，主要是利用好香港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路院长对于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当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就是要一定做好它。当时陈述彭院士也做了题为“优势互补，比翼齐飞”的非常精彩发言，他希望这个实验室一个是发挥和内地、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的优势，第二个是要把在海外这个翅膀也要长大起来，就是利用两边的优势把实验室办好。另外，他强调不要只是研究GIS（因为我去美国后，研究领域从遥感转向GIS），要把GIS和遥感“两条腿”都走起来。事实证明，他的指点非常重要，我们实验室两期重大发展都是因为和遥感联系上了，没有遥感，我们两期的发展都缺乏资源的投入。陈先生的致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及时的，非常有指导意义的。那天的会议开得非常热烈，许多代表都发言，对于我们这个实验室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联合实验室能起到路院长提出的几个作用。要做到科学院对外的窗口作用，另外还要建立与国外合作的桥梁和基地，同时在香港要把科学研究从一步步提升，比如说遥感从地面、航空，走向航天，是这样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能够团结香港地区的科研人员，真正做到开放。所以当时路院长讲的话，对我们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办实验室。虽然这个实验室放在中文大学，我们容纳了香港各个大学的相关学者，以及中国和海外的许多学者。

　　[主持人]：

　　你们还联合了内地的多所大学，比如南大、北大等。

　　[林珲]：

　　对。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也不仅仅局限在地理系，我们有12个系的25个教授，所有学院都有教授参加进来了。比如说医学院要研究登革热蚊子的滋生环境，也利用遥感技术寻找湿地等环境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商学院有外国对华投资环境的研究，他们也需要地理信息。我们文学院研究历史的，研究哲学的，也有很多教授进来。更不用说我们地理的、工程的、计算机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研究环境。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的教授都进来了，也包括海外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各个地方华裔的年轻学者，以及内地的一个重点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都进入了我们联合团队。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以项目为牵引的联合团队。所以，当时开了一个好的头，也就是按照路院长和陈先生的要求来做，就是高起点的优势互补，在地球信息科学这个高度上来进行综合。

　　[主持人]：

　　我是听陈先生说过，他最后这些年特别希望在地球信息科学理论和机理上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我不知道这方面，你们实验室成立以后做了哪些研究工作，成果是什么？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刚才说到了有一种新的机制，这种工作机制是什么样的？

　　[林珲]：

　　这个实验室首先是一个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队伍，基本上以课题牵引，如果形成课题大家就集中起来，然后在下个课题的时候再集中不同的人。一个实验室是否能够在学术界里面站起来，要有自己标志性的思想和成果，就是路院长在成立仪式上强调的“要有创新”。我们实验室也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到我们香港地区的特点来发展我们实验室。比如说在遥感研究方面，我们的香港地区处在一个多云多雨的区域，和北方的干旱、半干旱，以及高寒的冻土的地方不一样。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的遥感应用主要是在可见光、红外等方面，微波这方面的研究由于数据不够，所以很难开展。对于多云多雨区域，雷达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当然我们并不是单纯强调雷达技术本身，我们强调的还是多云多雨这个区域的科学概念，就是这个地区的按照多云多雨对地表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水循环问题，海气交换问题，海岸带变化问题等不同圈层间的能量交换、相互的影响，还有多云多雨地区对全球变化有什么影响的问题等等。我们着重在这个角度来看多云多雨地区的遥感。在这个前提下寻找和这个地区有关的技术和方法，再结合到这个地区的特殊的一些应用问题。例如，由于台风和强降雨造成的泥石流、滑坡灾害，这个是在我们南方多云多雨地区常见的灾害，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所以多云多雨遥感是我们遥感研究的侧重点，这个和北方不一样。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过去的信息源、数据库不够，我们的基础研究也不够，所以我们要加强在多云多雨的方法、技术上的英应用基础研究。当然这是和应用联系在一起的研究， 包括我国的石油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边境安全等许多方面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国家石油安全，将来2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原油的生产可能会很紧张。陆地石油的勘探量大概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海洋石油的储藏的勘探工作据说还不到20％，像我国有那么大的海洋疆域，国外都非常关注中国海洋领域的油气资源的问题，那大多是在多云多雨的地区，如何利用新的手段能辅助到海洋石油的勘探，对我们国家石油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国家五大作物的估产，大豆、小麦还不错，但是水稻的估产是很难的，因为它大多分布在多云多雨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如何估算它成长的情况，如何看水灾对它有多大的影响，不靠多云多雨遥感的手段，很难估准。再一个就是我们大量人口向沿海地区移民，造成了海岸带生态的压力，也需要有技术和手段帮助进行环境的评估，生态的环境保护。当然还有许多国家安全，包括海上航行安全，反走私，以及在海上有渔业的修渔期如何护鱼，这些都是多云多雨遥感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实验室要重点研究的。我们为此和中国遥感研究协会成立了多云多雨地区遥感应用协调小组，开始与用户建立了联合机制，也会在明年2月份形成多云多雨遥感专家协调网络，在明年10月份再举办“多云多雨地区遥感”国际会议，形成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国际上多云多雨遥感的合作网络，来推动多云多雨遥感。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实验室在研究方面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我们认为应该开展虚拟地理环境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得到陈述彭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搞地学的需要有很好地和别人交流的平台和语言，最早我们有地图，把我们想法展示在地图上，后来出现了以数据库为中心的地理信息系统，现在网络化也好，虚拟环境技术也成熟了，使我们更可能把我们要研究的地理环境放到数字环境中模拟。例如，我们国家就提出所有黄河的重大工程都要先进行数字模拟实验，然后再物理黄河实验，最后才是到原型黄河。实际上我们将来要逐步走向新的科技支撑平台，我们认为虚拟地理环境是一个基础的研究，我们需要把这个虚拟环境如何构建，如何把这个模型和数据、人机交互这种环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觉得这个事我们这个实验室应该做，而且我们这个实验室在前五年中也有陆续的成果出来，我们举办的国内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虚拟地球环境研讨会，然后在我们实验室的推动下《虚拟地理环境》这个书也在北京和台湾出版了。在我们实验室的极力推动下，“863”项目立项开展虚拟地理环境研究。我在过去两年中，应邀去中国3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探讨虚拟地理环境。由于我们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中开设了虚拟地理环境课程。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已经有一些院士和教授，在招收虚拟地理环境方向上的研究生。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实验室是有一些贡献的。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在与国内、国外很多的老师和同行交流中，不断地丰富起来的。我们在后面也组织了一个关于虚拟地理环境和地理协同的国际会议，通过这个会议，国际上很多学术机构了解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主持人]：

　　这个会议是什么时候开的？

　　[林珲]：

　　这个会议是2003年底在香港开的，开完这个会以后，我被正式邀请成为国际制图协会的可视化和虚拟环境委员会的成员，这里面6位委员，除了我是来自亚洲之外，其他5位都是美洲和欧洲的学者。

　　第三个重点，我们希望推动的，也是希望结合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特点，开展空间综合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因为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和历史系主任，和哲学系的系主任合作。我们也和宗教研究系、社会学系，和人文学系的学者建立了很好的合作联系。 通过这些项目和交流，我们意识到，这么多人文学者关注地理信息这个平台，实际上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我们过去强调了那么久的数字城市、数字地球，包括城市信息化的过程中，似乎忽略的人文科学的信息怎么融入信息化里面来的问题。在我们科学界强调很多的是自然的要素，例如地貌、大气、城市扩展这些要素。但是从我们区域可持续发展角度讲，人的行为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天天讲“以人为本”，把人的要素忽略了是非常可惜的，也很难建成一个真正健全的信息社会。所以逐步开展相关研究，例如，我们与历史系的合作是关于明末清初的纺织工业的发展，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时空平台开展研究。这里有几个层次，就是事件的记录、表达、交流。我们利用各种平台进行模拟，和别人交流。关于哲学研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谈到了哲学思潮怎么受到文化疆域的影响，他也需要一个时空参考系统支持他的研究。另外，考古学的研究，宗教研究方面，也都要用这种平台。比如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比如说潮汕地区的教堂是怎么扩展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地理信息层展示教区发展与土地利用、方言、族群、交通等等多方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是人文学和社会学的学者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是有这样一个条件去把这样一个空间综合人文学和社会科学这块推起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验室觉得要有自己标志性的研究重点，这是第三块。

　　当然这三块下面，学术自由我们还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我们不限制学者开展其他方面的合作，我们的选题，包括研究生的选题都有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我们在资源上面有一些配合，比如说多云多雨地区的遥感，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建立地面站，有自己的数据获取来源，这些重点上有很好的资源配置。但是在整体科学研究过程中，每个科研人员是有完全自由的选题，我们觉得很可能在他自由选择过程中，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主持人]：

　　我们听完了以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样作为我们院网站也好，还有科学时报也好，真是应该积极配合你们把香港这些研究成果传播出去。你刚才这么好的一个设想，你刚才讲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多云多雨区域的概念，第二个就是虚拟地理环境的研究，这实际上都超越了原来比较传统、比较规范的自然地理的研究了。第三个方面是空间的综合人文学、社会科学研究，这个实际上利用了香港中文大学非常好的中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的积淀，把这三块做得有声有色的，我觉得从做新闻也好，做传播的也好，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和你们合作。

　　[林珲]：

　　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师和同行来支持我们，香港不光是地皮很小，也不像科学院这边人才济济，队伍非常强大。在那边我们的优势是信息比较流通一点，交流环境比较好一点。优势互补，我们联合实验室就可以背靠我们中国科学院，我们可以找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到我们那里去工作。我们也可以配合院里的人才培养，他们可以到香港的联合实验室查找资料和开展交流，也可以到香港继续研究工作。

　　[主持人]：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像香港这样的高度城市化的地区，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在城市交通、市政管理、公共事物管理这些方面都广泛地使用了地理信息系统这样的先进手段，您是不是介绍一下香港城市建设的新的增长点是在什么方面？地球信息科学的贡献会在哪些方面？

　　[林珲]：

　　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一个国际大都会，它实际上在1997年回归以后不断地在发展。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它提出很多想法，比如说大屿山，就是新机场的岛，它将要变成一个新的国际会议中心，变成一个国际度假休闲的游览区，要在明年建成迪斯尼乐园，这些建设都在开展中。特别是最近引起关注的就是西九龙的发展，就是在尖沙咀的旁边填海区，也要建成巨大的博物馆区、歌剧院等设施。在这方面就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包括填海是不是带来海洋环境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在这么多重大的项目建设以后，可能来访的人员、游客就会增多，在设施上是不是足够，在管理上要有什么手段，这些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香港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很多重大工程实施以前，都要做大量的评估工作，包括环境的评估、政策的评估，都有它的专门委员会。所以，它是一步步在开展这些工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些地球信息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比如说重大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的环境评估，比如说对水环境、对空气、对噪声，污染包括甚至超大建筑物的光污染、通风条件等等，甚至会很强调对那些香港地区很稀有的动物、植物，都在做评估。像有一个铁路发展项目，就是因为香港特有的蜻蜓或是什么生物可能受到影响，这个项目居然就被停下来了。香港把生物多样性，整个生态的保护是看得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评估手段，其中用到的就有遥感，比如遥感对整个地区整体土地应用的评估、变化的评估，以及对这个地方的一些植被、湿地、环境的调查，也用地理信息系统把这个资料整合起来，记录起来，甚至做规划的时候要把各种方案在地理信息系统上做模拟，像用卫星定位导航的技术也充分地用到这里面，像空气质量采样的车子都是用这个定位的，很清楚在每个地方的空气质量怎么样。对城市化以后带来的交通压力，提出发展智能交通系统，都要用到这些卫星技术，用到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也用到包括虚拟地理环境的技术，这些都是受到关注的。城市人口密集度提高以后，包括安全问题，警方人力资源的调配等等，都需要地理信息技术。消防等等社会的这些重要服务设施，他们都在做，都没有做完，但是投入非常大，比如说在每个车上要装定位系统和无线通讯系统，以及在整个指挥系统里面都有这些地理信息科学技术。

　　[主持人]：

　　都是智能化的。

　　[林珲]：

　　对，他们是在做，但是是有条理的，按照制度化的在做。但是在某些方面内地的很多城市也有比它做得好的，比如像广州、深圳、上海，有很多地方其实做得也是很有特色。香港就是一步步按部就班，按制度评估，逐步在推进这些工作。

　　[主持人]：

　　我从你们实验室的网页上可以看到你们实验室的联合机构把印度、加拿大、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包括进去了。您认为现在新世纪了，国际上地球信息科学的发展趋势，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些方面？应该怎样推动国内外地球信息科学的交流、进步和发展？

　　[林珲]：

　　实验室的建设过程当中，除了刚才讲的研究这一块以外，我们认为学术交流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窗口，能够吸取国际上先进经验和营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包括和国内的交流，以及和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及国际的几个部分。内地的交流我们谈到了和科学院的交流，以及高校、武汉大学等大学的交流，其中包括博士后的培养。我们成立到现在为至大概已经有13位博士后，第一期已经出站了，他们已经回到国内的比如说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各个学校和科研单位。这样，我们在内地的网络也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了。他们也有在国外的，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当教授或者研究员。

　　我们第二种交流就是促进和海峡两岸的交流。 我们实验室是第一个海峡两岸搞远程教育的，当时是陈述彭院士和周成虎教授在北京，我和周启鸣教授在香港，孙志鸿教授在台湾，这是海峡两岸三地第一次远程教育。这个是通过电视专线大家一起上课和“现场”提问，这个是我们做成海峡两岸历史上第一次的远程教育。那以后我们又推动了海峡两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论坛这样一个平台，1998年在上海成立的。就是海峡两岸的十个大城市，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加上广州、深圳、澳门、香港、台北、高雄，每年一次研讨会，要么在大陆，要么在台湾。这十个城市可以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就是对中国各个城市的发展会起到示范作用。因为这些大城市有很多特点，矛盾非常多，怎么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帮助他们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这个对其他城市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实验室承担了这个论坛的秘书处和年报编辑部的工作。

　　[主持人]：

　　每年一次，那么今年在哪？

　　[林珲]：

　　今年在哈尔滨，去年是在深圳。路院长当年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一步步的落实，成立了和内地交流的窗口，也建立了海峡两岸三地交流的平台，作为秘书处和编辑部起到协调作用。同时我们走向海外，海外我们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把海外我们自己的留学生通过这个窗口联系起来，我们合作对象就是中国海外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因为我是这个学会创始人之一，所以跟他们有很好的联系，一直推动海外的留学生回到国内来。比如说我们有西部行动计划，这个配合科学院的西部计划，就是遥感技术，我们也每年到西部讲学。我们通过实验室也把海外的留学生联络网络建立起来。我们和CPGIS一起编辑出版发行了英文的杂志《地理信息科学》。第二个就是通过国际会议，就是和海外共同主办国际会议，去吸收更多海外的非华裔的学者和我们一起开展有关的工作，其中包括一些我们自己举办的研讨会。因为在香港这个地区举办研讨会方便海外学者参加。 在香港这个特区，他们开会是不需要申请签证的，所以他比较容易进行一些交流，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假期来开会。所以我们举办了大气海洋遥感国际研讨会，我们举办了智能交通系统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都有许多世界各国的学者来，他们就是觉得香港国际化的环境，在那边开会比较合适。所以，利用我们的平台，又请到内地的专家过来，开展一些学术交流。

　　另外就是我们承担了科技部的国际培训项目，就是向东南亚国家推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灾害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们承担了第二届亚洲遥感大会，这些活动都是由我们实验室做的，当时是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委托我们在香港举办，也是400多个学者从世界各地来参加这个会议。

　　[主持人]：

　　是哪一年？

　　[林珲]：

　　是1999年。

　　通过这样的活动，使我们实验室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从中国科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实验室，后来科技部把中国遥感中心在香港的基地以这个为基础在香港成立了，以及我们不断的为东南亚国家办培训班，做了我们的贡献。然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遥感区域工作组把我们这个实验室叫做它的香港的联络处。在这个情况下，印度空间部的遥感中心请我们的人到他们那讲课，指导他们的学生，我们也到其他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逐步的发展过程中，为国内、为海峡两岸，也为这个区域，大家在不断地做出一些贡献，它的影响在逐步的提高，是这样的过程。

　　[主持人]：

　　你这次来北京好像还肩负了很重要的使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主要任务。

　　[林珲]：

　　这次我是来参加CEOS，就是国际对地观测卫星的会议，这个是科技部主办的，这是一个层次非常高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对灾害的监测管理，利用遥感手段。

　　[主持人]：

　　由科技部领导主持？

　　[林珲]：

　　徐冠华部长是会议的主席，这是明天在中国大酒店开幕的。这次来除了这个交流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之前，美国的代表团，就是美国国家地质局，由他们的副局长带领的，先到了香港，就到了我们联合实验室，和我们实验室签了一个合作意向书，他们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实验室。因为他知道我们刚才提的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多云多雨遥感，一个是虚拟地理环境，还有综合地理和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他们非常感兴趣，希望我们尽快形成一些合作的项目和机制。包括在对地观测数据的交换，以及在对一些灾害的监测，包括多云多雨地区的滑坡、泥石流的监测，他们也认为这是重点，所以他们希望尽快成立这种合作交流机制。明天早晨他们邀请了美国宇航局的以及海洋大气局的官员，再和我们大学的校长在明天早餐的时候再交谈。所以我们实验室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中国科学院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作用。当然我这次是陪同我们校领导来的，我们校长叫刘遵义，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还有我们的副校长杨纲凯教授，以及郑振耀教授都来了。他们这次来是希望将我们自1997年回归以后和国内的合作，推向更高的一个台阶，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他们今天下午就要拜访建设部领导，因为建设部希望在我们中文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就是中国住宅研究中心，住宅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邹经宇教授，也是我们联合实验室的副主任，他也是当时推动我们联合实验室在香港中文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认为中国住宅研究中心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居环境的设计、规划，甚至环境的评估。所以他是极力的推动这个遥感技术，把地理信息技术用到城市人居环境的评估、规划当中去。由于他大量的工作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的认可和支持，今天下午就是一个合作签字仪式，把这个中心正式建在我们中文大学，也是变成一种重点实验室的层次，这个也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贡献，就是在我们推动过程中又成长出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地理信息技术在城市人居环境方面的增长点。实际上我们还是合作，只不过在中科院的联合实验室我是主任他是副主任，在建设部的联合实验室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我们 今天下午去建设部，就是我们校长带队去拜访他们部长，有一个协议要签。晚上也是校长带着几个副校长和我一块去拜访科技部的徐冠华部长。我们校长是最近从斯坦福大学过来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这次来的行程排得很满。下午去建设部，晚上去科技部，我们要陪同他去。这次来我还要去拜会一些其他的合作伙伴，就是跟我们开展多云多雨遥感，以及虚拟地理环境这些项目的合作。

　　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也得到了科学院这几个所，尤其是遥感所和地理所非常大的支持，在人员上面，在技术配合上，都是有很多的支持。没有我们科学院这两个所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发展壮大，首先最重要的是人，我觉得说到底，最后都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人员的投入，其他都很难，包括你将来建立重点实验室也好，建立国家实验室也好，人才的选择都是重点和关键。所以长期以来，科学院给我们输送的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从研究生到博士后。

　　[主持人]：

　　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这个网友是这么说的：今天许多学科间交叉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迸发出了很多火花。但是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也为专业性很强的科研人员带来了挑战，请问科研人员如何才能正确地找到自己联合的领域，避免走弯路？就是怎么跨越自己比较窄的学科，更好地和其他领域结合？

　　[林珲]：

　　我们实验室就是在这样一个交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求大家是开放的，是多学科的融合。我们没有限定大家，像国内有很多研究所分很多研究室，是固定的。比如在一个所里面有这个室那个室，很多室形成一个边界，甚至一个室里面的一个老师的学生都很难和其他老师的学生进行交流，这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在我们联合实验室从来没有这种边界，我们的关系是以课题为导向的。其实我一直记得一句话就是我读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的时候，当是副院长马大猷教授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将来的位置在那里呢？应该是你们了解的科学发展和你们了解的社会需求的交点上.”所以，我们在了解我们本身科学的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要关注一些学科的应用，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些突破口。再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是跨学系的，本来我们是从12个系过来的，大家聚在一起都是谈课题，谈你的课题，他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发现我的手段可能不够，你的手段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大量的课题的形成都是在这个交流的环境下形成的。比如说我和历史系的老师，就是在我校一个星期五午餐会吃饭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种学术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坐在那，我想要开放就开放，是要形成机制，在中文大学里面有一个好处，比如说每一个书院，就是我们老师一进到学校是分到不同的学院，每个星期五有书院午餐，书院午餐不是以什么系的，老师什么系都有，所以大家在见面谈，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这个已经就是一个交叉了，在这个非常融洽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使大家很容易想到一些东西，大家谈来谈去，就想是不是可以共同做一些什么事情，共同指导学生或者共同写一些项目建议书等等。没有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室，甚至不同老师之间的学生都不交流，我们的情况比较有利于交流。

　　[主持人]：

　　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实验室里面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

　　[林珲]：

　　我们老师来自于不同的系，每个老师下面有自己的队伍，但是在这个队伍之间是一种开放的，并没有说你是哪个老师的，我就不能和其他老师交流，只要老师谈好了我们要合作，这个老师的学生就可以进到其他老师的团队里面，就是没有很固定的研究室方向上的界限。

　　[网友]：

　　香港虽然地方小，人才少，但可贵的是科研成果产业化效果好，科普做得好，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

　　[林珲]：

　　首先一点香港从它的比例讲，科研人才也不一定少，如果拿我们和广东省来比，香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有8个高等院校。像我们这种在中国内地拿了学位，又到海外拿了学位回到香港工作的超过2000人，人数很多。我们在内地上大学以后在香港工作的，现在超过了2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经济等等人才的话，香港国际化的人才是很多的。如果说经验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它的制度化，制度比较健全，比如说知识产权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到了中文大学以后，我们所有在大学工作的成果，都是受大学的知识产权处管理的，这些东西有很严格的制度性，在它的推广方面也有很多配套措施。所以说制度化的管理，香港是有很多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它的工商界和学术界的交流，是很主动的，它是为了自己商业的发展，他会寻求某种机会，他会有自己的资金，或者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合作的意愿，另外社会上或者政府有一种政策配套，就是说它捐款给高等院校，不仅仅有减税的利益，还有社会名誉、地位，甚至是对他们的选择。所以在这种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是使得他能够比较快地推广他的技术。当然，它的研究成果，刚才讲人才少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它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一流的杂志发表，虽然学校很少，但是总量很大的。

　　[网友]：

　　请问您想没想过申请中科院院士？

　　[林珲]：

　　我觉得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对我来讲我现在还没想。我觉得人生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自己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就好，或者我自己个人的提升。就是我想做的几件事情我都做到了，我觉得那是有更大的意义的。实际上我觉得我受到陈述彭院士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去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也是努力每年、尤其在我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我都检讨我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很多同学比较细心地关注到，我很多书出版的日期都是我的生日，差不多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有一些东西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是，像香港、深圳这样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做成果孵化比基础研究更有优势，您是怎么看的？您更愿意做那种工作？

　　[林珲]：

　　这句话我不完全认同，就是说香港其实有很好的做基础研究的环境，这个取决于学科。像在香港可以看到有一点就是中国科学院在香港地区的院士里面生物化学学部的院士特别多，他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很基础的。当然香港有很好的成果转化、孵化的环境，对我来讲，实际上跟我们学科是有联系的，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应用基础的研究，对孵化方面，我想我会慢慢做起来，但是更加关注的，比如说虚拟地理环境这些研究，还有多云多雨遥感这种应用的基础研究，这是我个人的兴趣。

　　[网友]：

　　您觉得现在联合实验室的建设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希望和要求？

　　[林珲]：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地图走向地理信息系统，走向虚拟地理环境，这是一个重点，应该往前走。第二个就是新的遥感传感器的研发，以及它带来的一些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走向实时或者准实时，或者快速反应系统，这种集成技术，把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到应用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建立有实力的国家队伍。这里面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没有人才，你很难有有实力的研究成果，没有有实力的研究成果，你很难有真正对等的交流。在我们实验室建设方面也是要围绕这几个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有更多的稳定的资源的投入，第二个就是要选择更好的人才队伍。在政策上面我们认为要更明确香港是已经回归了，现在在某些政策制定上可能潜意识上认为香港还是境外，在知识产权管理、在经费配套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实际上比如说一些重大的项目，香港地区的科研人员是不能做课题负责人的，或者说香港地区即便做了首席科学家，但是经费不能到香港。理由有两条，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怎么做，第二个就是经费怎么管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香港地区的知识产权管理，如果说不比内地做得更好的话，至少不比这边差，是非常有制度化的。经费管理方面，香港的经费管理体制应该比这边更严格。现在香港和内地的人民币和港币的管理是有越来越灵活的机制，所以我觉得那两个理由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如何能够做好，在政策上使香港地区的科研人员真正感觉到他成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高层领导必须关注的事情，必须在政策上做到让香港地区的科技人员真正融合到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去，就是我们刚才最早讲的，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在政策上如果没有这种保障的话，是很难保证这个融合的。

　　[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