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在授课。资料照片
　　199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迎来了建院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中科院神经所首任所长蒲慕明。这一年，蒲慕明51岁，已是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
　　他的使命是在步履蹒跚中建一个全新的研究所，带领几近停顿的中国脑科学研究走出去。他想尝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机制。这项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蒲慕明看来，这更是“还一个心愿”，一个为祖国工作的心愿。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2016年，在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荣誉的格鲁伯奖颁给蒲慕明，在评述他的科学贡献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自1999年成立以来，中科院神经所享誉神经科学研究领域，被评价为国内神经科学科研机构的旗舰单位，目前我国神经科学领域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成果，有许多出自神经所。2013年以来，3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年度十大进展。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猴的诞生，更被认为是“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
　　2017年，69岁的蒲慕明恢复了中国国籍。“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科学家发声，如果以美国国籍身份有些不合适。”蒲慕明说，20世纪8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要经常去世界各国开会，持美国护照比较方便。“这些年我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到中国，是时候恢复中国国籍了。最重要的是，我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祖国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前瞻布局——
　　“坚守建设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的理想”
　　中科院神经所创立之初，蒲慕明就为其设定了明确的发展“路线图”：5年起步期，要有好文章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把神经所的体制、机制、科研文化建立起来；随后的5年是成长期，要有较多研究组建立国际声誉，实现大幅度的发展；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是收获期，要有重大科学发现、开创新领域并出现世界级领军人物。
　　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2003年11月29日，在神经所建所4周年暨年会上，蒲慕明的喜悦和信心溢于言表：“今天非常高兴地在我们新的礼堂看到，神经科学研究所现在人数已经大增，研究组由最初的7个发展到目前的13个。我想，再过几年，楼上肯定也要座无虚席了！”
　　一系列改革举措也在大刀阔斧地推进。从2003年开始，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
　　神经所自1999年成立开始与研究组长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明确规定，作为研究组长必须定期参加研究所国际评审，研究员每4年一次，高级研究员每6年一次。令蒲慕明意外的是，这样一项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大有裨益的事情，在执行中很快遇到了反弹——有研究组长因不愿接受评审而离职。2005年，有一位院士作为研究组长因不接受国际评审，而被要求离开，当时在中科院和中国生命科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蒲慕明也因此被人诟病为“独断专行”。
　　2005年岁末，在神经所的年会上，蒲慕明自我“爆料”：“最近有很多人都在问我，说我的所长职务是不是马上要被解聘了？”满场笑声中，蒲慕明也笑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建立神经所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放弃，神经所决不会放弃，赶我走还真是不容易呢！”
　　就是在不断遇到困难、挫折、打击的艰难行进中，这一严谨的定期学术评审坚持开展至今，并且坚持得非常彻底。如今，这样的做法在国内诸多科研机构中被争相效仿。
　　神经所建立严谨的评审制度的同时，也构建了人才的良性流动和退出机制。多位神经所的研究组长被其他单位聘请担任重要职务，有些组长觉得不适应主动离职，有些人不愿被评审，或是评审没通过离开，神经所一直尽最大能力帮助他们在新单位顺利开展工作，包括可以带走研究生、科研经费，以及实验室的设备。“过去惯例是人走空着手走，所有的仪器设备都应属于研究所，这对他重新建立实验室继续研究工作是有很大阻碍的，对国家资源也是一个浪费。因为留下来的仪器设备相当部分是其他组用不上的。”蒲慕明说。
　　在蒲慕明的锐意改革下，神经所形成了一个有进有出、竞争向上、充满活力的科研环境。在国内科研单位中第一个引进“研究生轮转”制度，真正实现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采用“论文指导小组”制度，定期评估研究工作进展，保证学生的学习进程；与此同时，严格实施硕士生转博考试制度和博士研究生年度工作进展报告制度。这些措施有助于研究生养成认真思考科学问题、设计周密的研究计划以及严谨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
　　“我们离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目标已越来越近。”2009年，蒲慕明自豪地说，“神经所至今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靠的不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大量资源，靠的是新的科研管理机制，靠的是神经所的老师和学生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工作，靠的是我们坚守建设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的理想，坚持抵制旧体制旧观念的影响。如果从科研资源角度来看，神经所业已取得的诸多科研进展，在中国许多其他科研机构同样也可以实现——这才是神经所的经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真正意义。”
　　犀利破题——
　　“科研环境要宽松，也要有‘必要的紧迫’”
　　在神经所工作或是求学过的人，无不对这里的氛围印象深刻。访问过研究所的国内外学者也都对这里严谨的学风、强烈的求知欲、学生的知识面和表达能力有深刻的印象。这与蒲慕明大力倡导的“一流科研机构要有一流科学文化”密切相关。
　　在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看来，蒲慕明为神经所带来的，是一条比较完整的“生产线”，受其影响的是一大批人的思想和观念。
　　在神经所，每年12月召开的年会是全所的大聚会，蒲慕明都要精心准备，拿出一份有纲要、有观点、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他的年会报告掏心掏肺，有壮怀激烈，也有苦口婆心，有风趣幽默，也有严词厉色，都是他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的提炼，里面的“金句”往往不胫而走，在科学界流传开来。
　　蒲慕明特别看重和所里师生的时刻交流，除了开会，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在所里的办公室里，这里可以随时关注每个研究组的实验进展，师生有问题能随时找到他。他是这片创新园地中的“栽树人”“挖井人”，他在不断耕耘，也在不断反思，不断作答：中国科技创新的土壤缺的是什么？如何将这一土壤改造得更加肥沃？
　　2003年的神经所年会上，蒲慕明说：“可以保证，在未来的10年、20年之内，我们研究所能够达到有重大科学发现的那个目标。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在未来的‘成长期’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是建立一个一流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经费都没用。我们不缺人才、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虚假和浮夸，蒲慕明深恶痛绝：“神经所的目标是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力求成为国际顶尖的科研单位，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此任何形式的不诚信行为都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一直认为，一个科学家严谨和诚实的基本品德，是在各种日常事务包括科研和非科研事务中养成的。在细小事务上的不诚信积少成多，就会有更严重的造假。”
　　“与之相关的第二点是科学交流的态度。能够坦诚、不顾面子地指出别人的问题，同时愉快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中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蒲慕明接着说，“第三点是创造一个有紧迫感的环境，可以称之为‘必要的紧迫’，它能够使得大家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蒲慕明常常提到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也是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地方，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20世纪的前50年，这里是世界科学的主要中心，物理学与结构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重大成果都出自这个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个变成大科学家，许多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难道那些年轻人都是天才吗？卡文迪许实验室选人都选得那么准吗？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进去之后就都变成了一流的科学家？卡文迪许实验室那个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
　　蒲慕明自问自答：“我觉得并不是那里的仪器设备特别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师特别聪明、出的题目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的环境给了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年轻人敢做重大问题的胆识和信心。只要有胆识、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恒就会有重大发现。这种胆识和信心是由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传统风气形成的，还有大师对年轻人的期盼，年轻人对自己的期盼。信心和期盼，成就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辉煌的历史。”
　　蒲慕明用“必要的紧迫”来描述这种氛围和风气，他认为，这是所有一流的机构都具备的——“必要的紧迫”，使得你不断往上，不断地发挥你的创造力。“很多人说，我们要有宽松的科学环境，但宽松并不代表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你想要做科学的推动者，必须做出人家想要钻研的工作，而不只是钻研人家的工作。许多创造性工作就是在‘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下完成的。”
　　批评、交流和合作，是蒲慕明极力主张的。每逢有到所来访的国内外学者，蒲慕明都要求研究生主动报名，参加午餐会上的自由交流。神经所开设的《科学研究的交流、规范与诚信》课程，是学生毕业前的必修课。通过讲课、案例分析和分组讨论，指导学生思考在科学道路上如何创新以及健康的科研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招聘研究组长时，首先看潜力、合作、奉献精神，使年轻的组长在神经所经过几年的磨炼后能普遍地很快成长。
　　在他的推动下，研究组之间的合作更密切、更深入了。“合作达到的协同效果比单独做要大得多，这样才能有竞争力，才可能及时解决重大问题。我们所里都是小实验室，但我们竞争的对象常常是国际上有基础的大实验室，要超过他们，必须要合作！不光是技术和材料的交换，还要有思路的交换，真正做到‘智力合作’，一起探索重大问题，一起去解决。”
　　初心不改——
　　“科学家不能只为个人成就奋斗，要担起社会的责任”
　　采访中，王燕讲起了一个细节：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神经所的平台诞生，给两只克隆猴宝宝起名字，原本最直接的参与者——猕猴平台的刘真和孙强有“特权”每人起一个。“叫真真、强强？”蒲慕明看着他们问，两人几乎同时摇头，都说让蒲先生起名字。蒲慕明想了一会儿：“中华如何？中中、华华。”大家齐声说好！那一刻，让王燕感动无比：虽然起名字只有几分钟，却是在每个人心中埋藏许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梦。
　　在神经所师生眼中，蒲慕明坦诚、直率，严谨得近乎严苛，最鲜明的特点是，有着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今年71岁的他，把每一天都当作“去上学”，在办公室从不午休。问他如何保持工作的热情和活力，他的回答是：“因为每天都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1948年在江苏南京出生的蒲慕明，襁褓中随父母离开故土，在台湾眷村中长大，随后赴美国求学、工作，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早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父亲的教导他须臾不敢忘。他能脱口而出，全文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崇尚“风骨”，他说，自己最仰慕的知识分子都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这种情怀也潜移默化，成为他主持的神经所最深厚的文化底色。谈及当前我国科学界为何难出大师，蒲慕明认为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大师。是个人学术成就高、发表高水平论文多、得过国际大奖的科学家？还是不计个人成就，能够影响一大批科学家，带领一批科研工作者去攻克重大科学问题的人？
　　他举气象学家竺可桢为例。以竺可桢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但他却在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奔波中国各地用最简单的仪器设备建设气象站。后来觉得办教育比建气象站重要，就到浙江大学去做校长。“像数学家华罗庚、力学家钱学森、生理学家张香桐、生化学家王应睐，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我们尊敬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所做出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无私奉献的态度和精神。他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是对社会最有用的，这才是我们心中大师的标准。”
　　在蒲慕明的影响和带动下，自2005年以来，神经所的师生热心参与科普工作，每年暑期下乡为农村中小学生开办科学夏令营。“到农村去，才能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祖国，理解祖国人民的需求，更深地热爱自己的事业。”蒲慕明认为，未来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必须不只是为个人兴趣、个人成就而奋斗，而要能更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忘我精神一向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很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科学家去解决。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科学家，这也许会成为中国科学界对世界科学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蒲慕明对于个人兴趣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兴趣于我不是主要动力，当一件事需要我去做，我能够发挥最大功用、最大潜力时，我就会全力以赴去做。此时我关注的是个人能力和社会需求的匹配。当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国家的需求融为一体时，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
　　他理解自己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科学家如何作为？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新长征路如何走？在中科院神经所，他带领一群人，用20年的探索和坚守，蹚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道路。
　　未来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9-08-16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