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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植物“小众”之美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高雅丽   发布时间:2019-08-13  【字号:     】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从概念提出到实施保护,14年来,孙卫邦亲历过植株发现、成功开花等“惊喜时刻”,但他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未来。

  当一种植物被发现时,它只剩下不到5株了,那么还具有保护价值和意义吗?对从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物种叫漾濞槭,2002年在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首先发现了残存的5株,其中只有2株能结实。经过为期7年的精心呵护和管理,2015年,全世界第一株人工栽培的漾濞槭首次在昆明植物园开花。

  近日,关于漾濞槭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获得了近于染色体水平的高质量全基因组,为从基因组水平深度揭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及其种群的演化历史、物种及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促进解决科学保护和发掘利用基因资源等科学问题。

  事实上,漾濞槭的保护和回归,正是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政府部门和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正在逐步显现。

  落地生根:从被拒稿到新概念诞生

  今年8月初,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孙卫邦的行程异常忙碌,他要在第七届东南亚植物园网络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经验和成效。然而6年前,他还曾面临过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文章被多家刊物拒稿的尴尬情况。

  “2013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文章。当时一些审稿人认为,生物物种消失是自然规律,不认为一个仅有几株的植物值得保护。但是,一个物种的存在,无论从生态系统的功能性还是未来遗传资源保护与发掘利用来说,都有独特和尚未被人类认知的价值。虽然几经辗转,这篇文章还是刊发出来了。”孙卫邦说。

  这篇文章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支持。2005年,为了保护18种云南省特有的受威胁野生动植物,原云南省林业厅(现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多家单位研讨,首次提出使用“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这一名称。

  2012年,原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 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启动了我国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拯救。

  “这项《规划》提出了120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名录,其中近32%的物种濒临灭绝。《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次野生保护植物的清查,为今后我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区奠定了基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说。

  发芽开花:云南87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在国家政策出台后,2016年和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项目“典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恢复技术研究”和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相继启动,探索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体系逐渐完善起来。

  孙卫邦说:“我们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提出抢救性保护和系统性研究相结合的拯救保护思路,如果等研究清楚了再进行保护,很可能这个极小种群物种就消失了。”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博士杨静从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多年,她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实施了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自然与种群重建等多种保护措施。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主席Stephen Blackmore曾致信孙卫邦,“中国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模式或体系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野生植物保护体系,这种方法不仅是就地保护,还包括恢复野生种群。并且,与当地相关部门、社区人群共同对目标物种进行长期保护,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结合,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方法的一个最大、最突出的特点”。

  “针对不同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我们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滇桐我们想就地保护,当时只剩下5棵单株植物,物种与人混居,很难做好植物保护。”杨静说。

  虽然客观条件看起来很艰苦,但杨静并没有放弃尝试。最终,她将培育的100株滇桐苗木发放给村民,并指导当地人将滇桐种在田间地头,做回归引种试验。“第二年,60%的滇桐都存活了,证明大家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很热心。”杨静说。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中国办公室执行主任文香英至今还记得峨眉山生物站对峨眉拟单性木兰的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和野外回归等工作开展的情况。

  峨眉拟单性木兰是一种濒危植物,也是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悬崖峭壁上。路不好走,要用驴子来驮运用于回归的苗木。为了采集种子并在峨眉山植物园里繁殖,工作人员甚至爬到长在悬崖边的大树上去采集种子。峨眉拟单性木兰在野外仅发现74株,目前已经回归了500多株,在峨眉山植物园工作人员和当地村民的管理下,这些植物长势很好,成活率高达95%以上。所以,保护一种植物很不容易,有时候要冒生命危险。”文香英说。

  以云南省为例,目前,已纳入政府层面保护行动计划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共计87 种。华盖木、漾濞槭、巧家五针松、滇南苏铁等2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繁育人工种群10万余株,回归30000多株。迁地保护的壮丽含笑、华盖木、滇桐、云南金钱槭、萼翅藤、富民枳、漾濞槭等已开花,部分种类能正常结实。

  未来可期:从利用的角度促进物种保护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从概念提出到实施保护,14年来,孙卫邦亲历过植株发现、成功开花等“惊喜时刻”,但他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未来。

  “其实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还面临着不少困境,例如自然环境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还是个未知数。尽管2012年曾列出了第一批植物,但这也是基于已有的资料分析和科学家的经验。”孙卫邦坦承。

  与此同时,近一半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未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缺乏法律保护,即使发现了破坏物种的行为,也很难对实施者进行惩诫。

  文香英说:“与动物相比,社会对植物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植物保护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部门合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没有政府层面的立法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将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目前我正在推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向东南亚、中亚、西亚延伸拓展,不断推广应用我们的理念和保护模式。同时,要让基础研究走向深入,通过基因组解析,发掘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功能基因,从利用的角度进一步促进物种保护。”孙卫邦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08-13 第7版 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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