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刚过完90岁生日，却丝毫看不出鲐背之年的沧桑和老气。坐落于北京中关村南三街8号，满园关不住的年轻活力和敢为天下先的锐气：椭圆型的实验大楼“头戴”太阳能电池板，临街新建的主楼“身披”鲜红色外衣，错落其间的图书馆“外裹”大落地窗……这里，从来都是改革与创新的沃土。

　　40年前，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中科院物理所便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走出“中关村创业第一人”陈春先，诞生了国内第一批创新创业孵化器。

　　5年前，当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四个率先”的要求和期望时，这个曾经孕育出我国第一台氢液化器、第一台氦液化器、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的研究所，再次走在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最前沿——5年间，这里接连诞生了包括铁基超导、拓扑绝缘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等在内的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引起国内外物理学界轰动。这其中，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誉为“诺贝尔奖级成果”；而铁基高温超导体创造并保持了超导临界温度的世界纪录，最终斩获此前连续空缺3年的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赵忠贤院士也作为中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二字。正如中科院物理所所长方忠所说，不管是“过去40年”，还是“过去5年”，物理所的最大优势就是不断改革并打造出能够让人潜心科研的环境——这不是对人才的“不管不理、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折腾、骚扰”，而是“刀刃向内”、革自己的命，改革科研组织形式、解放科研管理人员的意识，从而让科研人员真正“活”起来。

　　中科院物理所再次做起了“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解放解放再解放：将人才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

　　去年6月，中科院物理所3位青年科学家石友国、翁红明、钱天及其团队首次观测到“三重简并费米子”，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关注。这是继“拓扑绝缘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之后，该所科研团队在拓扑物态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成果的缘起竟是石友国、翁红明、钱天3位青年科学家一次喝咖啡时的“思想碰撞”。

　　过去多年，“把科学家管得太死”“科学是不可预测的，有其自身规律”“如果把数字管得太死，便很难保证科研项目出成果”等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问题的抱怨和诟病不时冒出。而物理所这一成果，则是把时间还给科学家，把信任交给科学家的一个最佳例证。

　　方忠说，科学家自身的兴趣和好奇心是推动科研创新的原动力，而激发兴趣和维系好奇心的关键，正是打造一个“宽松、公平、开放”的学术环境。

　　他记得，新建物理所大楼时，大家说，展板可以少一些，但黑板一定要到处都有，让研究者能随时随地把灵感记录下来，产生思想的“火花碰撞”。

　　当然，如果连时间都没有，就算有咖啡，也没空喝吧？

　　“不是在参加评审，就是在参加评审的路上”，这样的调侃折射了另一个备受诟病的现实，科技界各类评审活动多、环节多，不少项目要求反复申报、层层报审，有的人常年疲于参评或者受评，挤占科研时间。

　　物理所的科研管理者“自我革命”，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科研人员在“一线”，行政人员是“二线”，“二线以一线为先”“二线服务于一线”；能不开的会就不开，能不给研究人员打电话的，就绝不“骚扰”，机关人员能“填的报表”，就不让人才动手。

　　“就是要把人才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科研人员有时间‘喝咖啡’，保障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方忠援引一份数据统计：物理所的人才投入科研的总时长以及连续科研时间，均为国内同行最高。

　　事实上，物理所200多名科研人员，个个身手非凡——全球144名物理学科高被引率科学家中，物理所占近6%，占全国近50%。方忠说，对于这样的人才培养，对于成果的培育，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急功近利，为他们做好服务保障，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改革再改革：从论文“论英雄”到“6年内不需要接受任何考核”

　　说到底，一切改革还是要关注到“人”，如何激发、释放人的积极性和活力。农村领域、经济领域如此，科技领域亦如此。

　　包括物理所在内的科研院所，都曾经历过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的过程。早在1979年，时任物理所激光实验室副主任的杨国祯，试点“实行课题调整”，是改“大锅饭”为“包产到户”的首次尝试，其目的说白了就是打破“项目拉来大家齐吃大锅饭”的现象。

　　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文亚说，在那段时间，“包产到户”对科研人员的活力释放有一定正向作用。不过改革，就是一个改革改革再改革的过程，没有尽头。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各学科领域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再任由“包产到户”继续下去，就会演变为“各自为战”甚至是“资源浪费”。这时，将要替代“课题组”的“大组制”改革，又出现了。

　　在“包产到户”阶段，以论文“论英雄”是一种“先进的理念”，也符合当时中国科研“跟踪”世界前沿的现实需求。那时，物理所是国内较早将论文发表量作为客观评价标准的研究机构，实施这一评价方式的较早期，物理所发表SCI论文数及论文引用数，在全国科研机构中“一度连续12年位居第一”。

　　然而，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在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过程中，这一评价标准也显现出了局限性——不利于高水平和原创重大成果的出现。

　　需要再次改革！物理所的做法是，“国际评价机制”和“学术交流与考核评价相结合”——以“成果”论英雄。

　　具体来看：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新入所研究人员，6年内不需要接受任何考核，工资为年薪制，他们不必为了考核、为了经费而被动改变研究方向。

　　2004年，曾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周兴江回到物理所，担任超导实验室主任，并全身心投入仪器研制设备搭建的过程中，他多年没有发表论文。

　　不过最终，周兴江成功研制多项设备。得益于此，一些重大突破性成果“随风潜入夜”，悄然诞生。这几年在铁基超导等领域，均取得了诸多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

　　方忠说，对于物理学基础研究，理论预言、样品制备和实验观测3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国内不少研究人员不太喜欢自己动手研制设备，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怕耽误发论文”。周兴江的故事再次说明基础研究要“坐得住、钻得进、研得深”，必须不断改革、健全科学评价考核机制，保障人才潜心科研。

　　开放开放再开放：下一个挑战是让中国的科学发展“国际化”

　　走进物理所大楼，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院士墙，上面有吴有训、赵忠尧、严济慈、吴健雄、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照片，也有高鸿钧、李方华、杨国桢、于渌、赵忠贤等仍在科研一线的科学家照片，迄今为止，已有60多位院士先后在物理所工作过。

　　方忠说，放眼全球，知名的研究所、高校都以培养人才、铸造大师为荣。而物理所可以自豪地说，这里曾培养出科学巨人，未来还将培养更多的巨人。

　　如今，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走完，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吸引、培养“巨人”，如何与国际上的“巨人”交流、合作甚至竞争，都是一个研究所迈向世界前沿征途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毕竟，在这个探索未知、追逐前沿的领域，闭门造车搞科研只能成为井底之蛙。

　　今年1月，一位名为厄尔·沃德·普拉默的美国教授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了201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该奖项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此前，普拉默与中科院物理所的直接合作超过了15年。他本人在美国带了不少中国学生，曾有一名博士生问他，对今后的发展有何建议？普拉默的回答很简单：“去中国！”

　　普拉默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取得如此显著且迅猛的发展，“不过中国进入下一个10年的挑战是，必须让自己的科学发展国际化，这样才能有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和学者‘来这里’生存发展”。

　　事实上，过去这些年物理所不断敞开大门，而40年前，国内的对外学术交流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方忠说，1978年至1983年间，物理所一马当先，举办了多场国际学术报告会，让封闭多年的中国物理界和世界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并先后与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的数十家科研机构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方忠将这种“合作”与“开放”的意义上升为“对物理所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不仅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也大幅度提高了物理所的国际化水平和世界影响力。

　　他列举一组数据：当下，物理所每年在境外开展合作交流的科研人员和学生人次逐年增长，2017年达到752人次，相比10年前的324人次“翻了一番”，“这样的合作为物理所研究人员带来大量科研信息、最新科研进展和卓有成效的科技效益，从而加快缩短了我所与国际高水平科研机构间的差距”。

　　至于今后，文亚说，该所将以更加开放办所的理念，推动研究所国际化建设，不只是停留在“让中国科学家到国际舞台上去崭露头角”的阶段。

　　这正是他们下一步的“开放”目标：国际舞台由中国主导搭建。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8-09-26 01版）